9月25日，周三。“秋老虎肆虐”是一路上反复在我心头冒出的套话。我捧着一个大纸箱，满面流汗地走近弄堂口。
汗湿的头发贴在我脸上，让我看不清眼前的路，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垃圾。我狼狈地踢了几下。而那软呼呼的东西粘腻地粘在鞋底上。我放弃了把它甩掉的念头，暗自祷告不要一跤摔得很惨，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弄堂走着，为了防止撞到人或者踩到别人放在弄堂里的东西，嘴里不断地叫着：“当心！当心！让我走一走！”
这是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在我考上中学以前，曾经走过无数遍。多年以来这个城市已经日新月异，向北步行十几分钟就是气派的广场、市政府、大剧院和博物馆，向南走十几分钟可以看到新造的连卡佛商厦，里面一双袜子的价格可能就是我一周的生活费。
在梧桐的浓阴下，古老洋房改成的优雅咖啡馆里，肥壮的外国人悠闲地喝茶聊天。新铺的人行道上，年轻的白领揣着笔记本电脑行色匆匆。然而弄堂的生活似乎总是老样子，仿佛一张发黄的照片，也许不中看，但永远留住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弄堂口开在不算宽阔但过去颇有些小市面的马路上。弄堂口的过街楼的屋楣下，卷草纹的环绕中，勉强可以看出斑驳的“崇德里”
三个字，下面有公共厕所、倒粪站和公共垃圾箱。弄堂口的左侧是皮匠摆的小摊，修皮鞋、拉链，也修自行车。右侧沿马路的一家人聪明地开出一家早上卖包子豆浆、白天卖四川麻辣烫、晚上卖走私外烟之类东西的小店，过着滋润的小日子。
弄堂里的地面有的地方还是弹格路。房子与房子之间一线的天空被晾衣服竹竿割裂得七零八落。潮湿开裂的厨房窗台上摆着生锈的旧脸盆，里面填满泥土，长着几撮细瘦的葱。
夏天，会过日子的男人们穿着裤衩，从厨房间的水斗上接一根胶皮管子，搭在打开的窗上，当作浴室的莲蓬头，放出冷水来洗澡。女人们则在夜里的晚些时候把一个个巨大的木盆搁在弄堂的墙沿边晾干。
淡淡的香皂味暗示着少女的娇羞。而她们的母亲普遍对生活不太讲究，偏爱便宜的扇牌洗衣皂，洗澡洗衣一次完成。弹格路的卵石的缝隙里被70多年以来的雨水、老旧的水斗里漏出的污水和洗澡水浸淫着，如老人的黄褐斑似地长满了青苔。
每日放学后，小孩子们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地跑过的地面上，留着沾满泥的跑鞋踏出的脚印。当然，那都是我的想象了。
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那么多吗？虽然我甚至记得襁褓中的见闻，而且在念书的时候一向以记忆力强见长，但我现在的印象中，幼儿园到小学最初1、2年的经历已经非常淡漠。
回忆中只有小学高年级和毕业班的苦读，很多小学同学的名字都忘记了。“对不起！当心！让我走一走！”感觉到对面有人大步走来，我高捧箱子侧过身，试图让出可以供两个人走过的道路。然而弄堂实在很窄。如果一定要两个人并排通过，对面走来的人必定要被挤得从拉迹箱上蹭过去。
我的背上因为歉疚而冒出了又一层汗水。那个人顿了一下，不满地微微哼了一声，背过身从我身边擦过，而后大步往弄堂外面走去。我没有看到他的长相。在我的眼角里，只有一绺发梢烫卷的稍长的棕色头发匆匆掠过。
他个子和我差不多高，步子很大，应该是男性。虽然只是擦身而过，他肌肉的张力却好象通过空气四处播散，加上身上一股粗砺的气息，仿佛是这都市的丛林里埋伏的猛兽。
他是谁？应该是某个邻居吧？这老房子这么多年来挤满了住客，要再想搬进来一家恐怕很不容易。而老邻居中，我记得名字的人很少了。“真不好意思，没打声招呼呢。”我这么想着，终于走到了17号那幢3层公房的楼下，放下箱子，喘了口气。
崇德里建造年代比较早，但是规格并不低，所有楼房都有抽水马桶。多数房屋至今保持完好，只是原先每个门牌号码住一家人的设计现在却住了不下4、5家。于是天井里搭出了屋顶，成了房间，晒台上多了自建的卫生间和浴室。
庄重古朴的里弄建筑慢慢成了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大杂院。解放后不久，其中曾有一幢房子遭了火灾，拆除后造了这里唯一一幢三层楼木窗坡顶带阳台的公房。
而我的外祖父母很幸运地成为迁入新居的第一批居民。公房纯粹是实用主义的产物，煤卫齐全，不过打建造的时候起就完全不考虑美观。
当家庭成员逐渐增加，我外婆家也象住里弄房子的邻居一样在封了阳台，变成房间的一部分。然后各种形状的小屋如发霉的木头上的蘑菇一般在阳台上生长出来，看上去更加杂乱无章。
以至于现在我对别人说这屋子原来是有阳台的，别人倒需要仔细观察一番才能同意我的说法。
据说这条弄堂已经被香港人看中，要买下来逐渐动迁所有居民，拆除17号，把里弄房子的外观恢复，里面建成怀旧情调的海派娱乐中心。
虽然和十几年前相比，这个城市的居民中很多人的住房都有了改善。但是，房屋，哪怕是只有承租权而没有产权的公房，也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产。对于这件财产的处置，已经把邻居们的神经刺激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不久前外婆过世后她家的老房子空关了几天，现在我妈妈极力敦促我住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上班近些，同时也顺便打听任何有关拆迁的最新动向，报告给舅舅、阿姨和妈妈。
在此以前，我差不多已经10多年没有好好在这里停留了。我搬好最后一个箱子，坐在靠窗的樟木箱盖子上，把电风扇打开，四仰八叉地倒在木板床上。
在倒下的一瞬间，我的目光很自然地掠过对面16号的二楼亭子间窗台上。16号的二楼亭子间大约有9个平房，以亭子间的规模而言是相当地大。
最多的时候住过4个人：季家的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一对子女建国、建萍兄妹。就象过去20来年一样，窗帘拉着，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样子。我闭上眼睛，放松身体，脑海里掠过熟悉的画面：所谓里弄房子，通常有前门和天井。
进了开在天井里的正门，是30多平方米的客堂间。会计划的人家，可以用木板把客堂间分割成前后两间，如果规划得好一些，还能搭出足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站直身体的阁楼。
于是这间客堂间就能住下三代人。穿过客堂间往后，隔着一小条横走廊，是厨房和厕所。厨房后面就是后门。自从多数人家的天井得到充分利用以后，大多数房子的后门变成了主要出入口。
走廊一头是通向二楼的木楼梯。因为厨房的楼层高度比客堂间低很多，所以在楼梯的转角上还有一间房间，通常是朝北，俗称亭子间。
再拐过一道楼梯，就是带着厕所的正房（主卧室），只比客堂间小一点，楼层也很高，足够搭阁楼。再上一道楼梯，到了三楼，是朝南的前间（次卧室）和朝北的后间（次卧室）。
三楼还有一道楼梯到顶层的阁楼，阁楼房间的对面的小门出去就是晒台，和隔壁房子的晒台只有半墙隔开，是主妇们交流的重要场所。
这样一套房子供一家人居住是非常宽松惬意的。二楼亭子间里可以住上一个仆人。阁楼可以储藏冬天的衣被和粗笨的家具。
但是后来，这个城市住满了人。挤住在崇德里的人就象养在流水线化操作的养鸡场里的鸡，头上的空间只够望到邮票大小的一方天空，看麻雀自由地飞掠而过。
也许比鸡还不如，因为养鸡场的鸡大约只有1、2年的生命，而人要在这样拥挤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升学招工，娶妻生子，扶老携幼，最后灯尽油枯，在拥挤的人群中默默消失，历经数十年。
对于这样的住房和这样的生活，我曾经是再熟悉不过。一旦随父母搬离这里，我就极度渴望忘记这让人郁闷的一切。
然而，记忆是无法控制的东西。胸口突地发闷。我从恶梦中醒来，冷汗满身。我烦闷地把电扇开到最大的一档，对着自己的脑袋猛吹，等待脑海中那声音被人工的风吹散。
然后，我发现天色暗了，我也有些饿了。我觉得周围应该会有比四川麻辣烫更符合我的胃口的东西。于是我出门信步闲逛。弄堂里一幢房子沿街的门面开了一家叫“开心堡”的珍珠奶茶店，24小时营业，顺带卖汉堡和快餐，小小的店面没有橱窗，既然是24小时开业，卷帘门也是摆设。
店里放着2张桌子，一个脸色红扑扑的打工外来妹站在只能容纳2个人的柜台里炸着鱿鱼卷。我要了一份汉堡，就著作为促销而免费奉送的甜豆浆，坐在其中一个桌子前慢慢吃着，顺便看着橱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发呆。
路过的人多数是从地铁站出来，走过1、2条街去转乘公交车的过客，给这个城市残旧的中心的遗留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赚钱的机会。然而走过石库门楼前的时髦officelady总让我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先生，这张20元钱就是你刚才给我的吗？”打工妹突然发问。5分钟之内大概有3个过路人买过几块钱的东西。我随意地点点头：“可能是吧？”
“先生你再想一想，我刚才还找给你15块5角钱的。”“是的。怎么了？”女孩子的脸比刚才加深了一些颜色：“先生，这张是假钱。验钞机在叫呢。”
“这…是我昨天才从单位里领的值班费！”“可是…”我懊丧地接过钱，在验钞机下拉过，果然响个不停。我在灯光下把钱抚平，看了一阵，又拉了一次，却不响了。我说：“瞧，是真的。”
汗湿的头发贴在我脸上，让我看不清眼前的路，脚下似乎踩到了什么垃圾。我狼狈地踢了几下。而那软呼呼的东西粘腻地粘在鞋底上。我放弃了把它甩掉的念头，暗自祷告不要一跤摔得很惨，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弄堂走着，为了防止撞到人或者踩到别人放在弄堂里的东西，嘴里不断地叫着：“当心！当心！让我走一走！”
这是一条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路。在我考上中学以前，曾经走过无数遍。多年以来这个城市已经日新月异，向北步行十几分钟就是气派的广场、市政府、大剧院和博物馆，向南走十几分钟可以看到新造的连卡佛商厦，里面一双袜子的价格可能就是我一周的生活费。
在梧桐的浓阴下，古老洋房改成的优雅咖啡馆里，肥壮的外国人悠闲地喝茶聊天。新铺的人行道上，年轻的白领揣着笔记本电脑行色匆匆。然而弄堂的生活似乎总是老样子，仿佛一张发黄的照片，也许不中看，但永远留住了这个城市的历史。
弄堂口开在不算宽阔但过去颇有些小市面的马路上。弄堂口的过街楼的屋楣下，卷草纹的环绕中，勉强可以看出斑驳的“崇德里”
三个字，下面有公共厕所、倒粪站和公共垃圾箱。弄堂口的左侧是皮匠摆的小摊，修皮鞋、拉链，也修自行车。右侧沿马路的一家人聪明地开出一家早上卖包子豆浆、白天卖四川麻辣烫、晚上卖走私外烟之类东西的小店，过着滋润的小日子。
弄堂里的地面有的地方还是弹格路。房子与房子之间一线的天空被晾衣服竹竿割裂得七零八落。潮湿开裂的厨房窗台上摆着生锈的旧脸盆，里面填满泥土，长着几撮细瘦的葱。
夏天，会过日子的男人们穿着裤衩，从厨房间的水斗上接一根胶皮管子，搭在打开的窗上，当作浴室的莲蓬头，放出冷水来洗澡。女人们则在夜里的晚些时候把一个个巨大的木盆搁在弄堂的墙沿边晾干。
淡淡的香皂味暗示着少女的娇羞。而她们的母亲普遍对生活不太讲究，偏爱便宜的扇牌洗衣皂，洗澡洗衣一次完成。弹格路的卵石的缝隙里被70多年以来的雨水、老旧的水斗里漏出的污水和洗澡水浸淫着，如老人的黄褐斑似地长满了青苔。
每日放学后，小孩子们背着书包打打闹闹地跑过的地面上，留着沾满泥的跑鞋踏出的脚印。当然，那都是我的想象了。
过了这么多年，我还能记得那么多吗？虽然我甚至记得襁褓中的见闻，而且在念书的时候一向以记忆力强见长，但我现在的印象中，幼儿园到小学最初1、2年的经历已经非常淡漠。
回忆中只有小学高年级和毕业班的苦读，很多小学同学的名字都忘记了。“对不起！当心！让我走一走！”感觉到对面有人大步走来，我高捧箱子侧过身，试图让出可以供两个人走过的道路。然而弄堂实在很窄。如果一定要两个人并排通过，对面走来的人必定要被挤得从拉迹箱上蹭过去。
我的背上因为歉疚而冒出了又一层汗水。那个人顿了一下，不满地微微哼了一声，背过身从我身边擦过，而后大步往弄堂外面走去。我没有看到他的长相。在我的眼角里，只有一绺发梢烫卷的稍长的棕色头发匆匆掠过。
他个子和我差不多高，步子很大，应该是男性。虽然只是擦身而过，他肌肉的张力却好象通过空气四处播散，加上身上一股粗砺的气息，仿佛是这都市的丛林里埋伏的猛兽。
他是谁？应该是某个邻居吧？这老房子这么多年来挤满了住客，要再想搬进来一家恐怕很不容易。而老邻居中，我记得名字的人很少了。“真不好意思，没打声招呼呢。”我这么想着，终于走到了17号那幢3层公房的楼下，放下箱子，喘了口气。
崇德里建造年代比较早，但是规格并不低，所有楼房都有抽水马桶。多数房屋至今保持完好，只是原先每个门牌号码住一家人的设计现在却住了不下4、5家。于是天井里搭出了屋顶，成了房间，晒台上多了自建的卫生间和浴室。
庄重古朴的里弄建筑慢慢成了为了生存而挣扎的大杂院。解放后不久，其中曾有一幢房子遭了火灾，拆除后造了这里唯一一幢三层楼木窗坡顶带阳台的公房。
而我的外祖父母很幸运地成为迁入新居的第一批居民。公房纯粹是实用主义的产物，煤卫齐全，不过打建造的时候起就完全不考虑美观。
当家庭成员逐渐增加，我外婆家也象住里弄房子的邻居一样在封了阳台，变成房间的一部分。然后各种形状的小屋如发霉的木头上的蘑菇一般在阳台上生长出来，看上去更加杂乱无章。
以至于现在我对别人说这屋子原来是有阳台的，别人倒需要仔细观察一番才能同意我的说法。
据说这条弄堂已经被香港人看中，要买下来逐渐动迁所有居民，拆除17号，把里弄房子的外观恢复，里面建成怀旧情调的海派娱乐中心。
虽然和十几年前相比，这个城市的居民中很多人的住房都有了改善。但是，房屋，哪怕是只有承租权而没有产权的公房，也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大的一笔财产。对于这件财产的处置，已经把邻居们的神经刺激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不久前外婆过世后她家的老房子空关了几天，现在我妈妈极力敦促我住到这里来，一方面是上班近些，同时也顺便打听任何有关拆迁的最新动向，报告给舅舅、阿姨和妈妈。
在此以前，我差不多已经10多年没有好好在这里停留了。我搬好最后一个箱子，坐在靠窗的樟木箱盖子上，把电风扇打开，四仰八叉地倒在木板床上。
在倒下的一瞬间，我的目光很自然地掠过对面16号的二楼亭子间窗台上。16号的二楼亭子间大约有9个平房，以亭子间的规模而言是相当地大。
最多的时候住过4个人：季家的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一对子女建国、建萍兄妹。就象过去20来年一样，窗帘拉着，完全看不到里面的样子。我闭上眼睛，放松身体，脑海里掠过熟悉的画面：所谓里弄房子，通常有前门和天井。
进了开在天井里的正门，是30多平方米的客堂间。会计划的人家，可以用木板把客堂间分割成前后两间，如果规划得好一些，还能搭出足够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站直身体的阁楼。
于是这间客堂间就能住下三代人。穿过客堂间往后，隔着一小条横走廊，是厨房和厕所。厨房后面就是后门。自从多数人家的天井得到充分利用以后，大多数房子的后门变成了主要出入口。
走廊一头是通向二楼的木楼梯。因为厨房的楼层高度比客堂间低很多，所以在楼梯的转角上还有一间房间，通常是朝北，俗称亭子间。
再拐过一道楼梯，就是带着厕所的正房（主卧室），只比客堂间小一点，楼层也很高，足够搭阁楼。再上一道楼梯，到了三楼，是朝南的前间（次卧室）和朝北的后间（次卧室）。
三楼还有一道楼梯到顶层的阁楼，阁楼房间的对面的小门出去就是晒台，和隔壁房子的晒台只有半墙隔开，是主妇们交流的重要场所。
这样一套房子供一家人居住是非常宽松惬意的。二楼亭子间里可以住上一个仆人。阁楼可以储藏冬天的衣被和粗笨的家具。
但是后来，这个城市住满了人。挤住在崇德里的人就象养在流水线化操作的养鸡场里的鸡，头上的空间只够望到邮票大小的一方天空，看麻雀自由地飞掠而过。
也许比鸡还不如，因为养鸡场的鸡大约只有1、2年的生命，而人要在这样拥挤的环境中长大成人，升学招工，娶妻生子，扶老携幼，最后灯尽油枯，在拥挤的人群中默默消失，历经数十年。
对于这样的住房和这样的生活，我曾经是再熟悉不过。一旦随父母搬离这里，我就极度渴望忘记这让人郁闷的一切。
然而，记忆是无法控制的东西。胸口突地发闷。我从恶梦中醒来，冷汗满身。我烦闷地把电扇开到最大的一档，对着自己的脑袋猛吹，等待脑海中那声音被人工的风吹散。
然后，我发现天色暗了，我也有些饿了。我觉得周围应该会有比四川麻辣烫更符合我的胃口的东西。于是我出门信步闲逛。弄堂里一幢房子沿街的门面开了一家叫“开心堡”的珍珠奶茶店，24小时营业，顺带卖汉堡和快餐，小小的店面没有橱窗，既然是24小时开业，卷帘门也是摆设。
店里放着2张桌子，一个脸色红扑扑的打工外来妹站在只能容纳2个人的柜台里炸着鱿鱼卷。我要了一份汉堡，就著作为促销而免费奉送的甜豆浆，坐在其中一个桌子前慢慢吃着，顺便看着橱窗外来来往往的人群发呆。
路过的人多数是从地铁站出来，走过1、2条街去转乘公交车的过客，给这个城市残旧的中心的遗留物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赚钱的机会。然而走过石库门楼前的时髦officelady总让我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先生，这张20元钱就是你刚才给我的吗？”打工妹突然发问。5分钟之内大概有3个过路人买过几块钱的东西。我随意地点点头：“可能是吧？”
“先生你再想一想，我刚才还找给你15块5角钱的。”“是的。怎么了？”女孩子的脸比刚才加深了一些颜色：“先生，这张是假钱。验钞机在叫呢。”
“这…是我昨天才从单位里领的值班费！”“可是…”我懊丧地接过钱，在验钞机下拉过，果然响个不停。我在灯光下把钱抚平，看了一阵，又拉了一次，却不响了。我说：“瞧，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