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手，我给了她一美元，她不屑地瞄了眼，说：“小姐，”她用汉语说，“这里是
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她说：“唷，
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她这才不吭声了。
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这种廉
价公寓，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然后，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
上，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本来我希望能
做个售货员，但我的英语不行。而这个工作，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我马上知道，
这种行当，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因此我马上辞掉了，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
涂掉了。而其他职业，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
打下了根基，发了洋财，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
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这很有道理。后来，
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
煎饼，而我要做的，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嵌进一张命运条，然后趁着
煎饼尚未变硬时，把它们对折。这工作看着简单，却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
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饼就会变硬，那就无法嵌进命运条，而且
这个煎饼也就报废了。
只做了一天，我的十只手指就给灼得通红通红。第二天，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
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饼看。第三天，我的臂膀都抬不起来了。但熬了一个星期后，
我就能轻松地应付这种纯属机械的操作了。这时，我才有暇发现，我的一边是个沉
默寡言的广东老妇人，她不苟言笑，至多自己用广东话唠叨一阵。我的另一边，是
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女工，我发现她边上盛次品的桶内，次品极少，我怀疑她根
本把那些做坏了的煎饼吃掉了。她长得很丰满。
“暧，小姐，”她常常这样压过机器的隆隆声叫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让人愉
快，因为，她也讲国语。“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地决定他人的命运？”
她这样问我。
我一下没听懂她的意思。她便顺手拈起一张命运纸用英语朗读起来：“不要在
洗衣服时与人打架，否则即使你得胜了，你的衣服也会变脏的。”
我还没能听懂，她又拣起另一张纸条念道：“钱是万恶之首，它会让你因不满
足而去盗窃。”
“什么废话！”我说着，并决定应好好学一下这些美国谚语。
“这就是命运！”那年轻女工解释着，“美国人以为这就是中国谚语。”
“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鬼话，”我说，“这些话语毫无意义，根本
不是什么命运，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不，小姐，”那个年轻女工咯咯地笑着，“这些晦气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
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里的，看看谁得到它们了。”
这个年轻女工，就是许安梅。看，就是安梅姨。现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
有一天，安梅对我说：“琳达，这个礼拜天到我们教堂来吧。我丈夫的一个朋
友，想找个中国太太，当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但我肯定知道，他有办法拿到公
民身份的。”就这样，我认识了你父亲龚丁。这次的结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这
次我可以自己选择：行或者不行，我都可以自己选择。
但第一眼看见你爸，我就不大顺眼。他是个广东人！我怎能嫁给一个广东人呢？
但安梅姨却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不在中国，不再需要非找个同乡故
里的丈夫不可。在美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同乡。”
第一次与你父亲见面，我们两人都挺害羞的。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方言：广东
话和国语，我们便一起去上英语课，讲英语，有时将汉字写在纸上来帮助理解对方
的意思。但对于要结成一对夫妇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而这样的
谈话方式，颇像英语课上的会话：“我看见一只猫，我看见一只老鼠，这是帽子。”
但我很快就觉得，你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会用中国戏剧里那种夸张的表情，
与我谈话。
比如，他手绕着自己头发，手脚不停地划动一番，我便知道，他所供职的那个
太平洋电话公司，工作有多紧张多忙乱。你实在不了解你父亲，他具有演员的天才。
后来我才发现，他的职业，并不如他所描绘得那样忙，那样重要，甚至也没那
样好。这时，我可以与你父亲用广东话对话了，我总要问他，为什么他当时不找一
个更好一点的职位？这时，他便装聋作哑了。
至今我也对自己好生奇怪，为什么我非要抓住婚姻这个字眼呢？我想，那全是
因为安梅给我灌输的那一套。她常跟我说：“在电影里，男孩和女孩传字条，然后
双双陷入爱情烦恼之中而不可自拔。你也需要做点这样的游戏，否则，待你醒悟过
来，你已成为个老太婆了。”
那晚，安梅和我在当班上，拼命搜觅命运纸条，我们想找一张合适的给你父亲。
安梅已选好了一大堆候选的纸条堆在一边。其中一条写着：“金钢钻是女孩子最好
的伴侣，对一个好朋友，你永远不要原地踏步。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
求婚的时候了。”
我自己选中了一条：“当家里没有另一半时，这幢房子就不能称为家。”我悄
悄把这张命运纸包在一只煎饼内，然后把这煎饼小心包好。
次日下午英语课后，我将手伸进自个的挎包，故意惊叫一声，然后从中摸出一
只甜煎饼：“看，一只甜煎饼。哎唷，整天看着这些甜煎饼都看得我倒胃口了，这
只给你吃吧！”
他接过煎饼巴哈巴喀地吃起来，一边读着嵌在里面的命运纸。我便假惺惺地凑
上去说：“那纸上写着些什么？”他不吭声，我催着他：“翻给我听听。”
那天我们正在朴次茅丝广场散步，那是个雾蒙蒙的黄昏，穿着薄呢大衣的我，
觉得冷飕飕的，因此我希望你父亲快点向我求婚，我可以早点回去了。只见他认真
地读完了那张命运纸条，然后颇严肃地说：“哎呀，spouse这个词怎么解释？待我
回家去查查字典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他便用英语对我说：“琳达，你能做我的配偶吗？”我听了哈哈大笑，
他那个用词实在不大妥帖。就这样，我们决定结婚了。
一个月后，我们在第一浸礼会，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举行了婚礼。九
个月后，你爸和我，就拿到了我们的公民证明——一个又胖又重的男婴，你大哥温
斯顿。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由“赢得”和“吨”①两个单词组成，我
要培养一个一生可以赢得好多好多的儿子，他要赢得许多东西：钱财、声誉、富裕
的生活……那时我就想，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有的，我怎么会料到，温
斯顿后来竟死于车祸，那时，他才十六岁！
温斯顿出世两年后，我又有了你另一个哥哥文森特，我之所以为他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发音很像“赢一百”，也是赚钱的声音。结果想赚钱想得太入神，我在公
共汽车急刹车时撞歪了鼻子，这以后，你出世了。
可能是那只歪鼻子改变了我，也可能是因为襁褓里的你，实在长得太像我。我
希望你这一生完美无缺，我给你取名薇弗莱，那是我们住的街名。我住在这里，但
将来你长大了，你会带着我离开这里的。
①Wins——赢得，ton——吨。——译者注
四
劳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头发，我的头发依旧柔软、乌黑。
“哇，妈，你真行。婚礼上，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的姐姐的。”
我从理发镜里打量着自己，我知道自己长相上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我也带给
了我女儿。
“哎呀，你的鼻子怎么了？”我失声叫了出来。
她看看镜子，莫名其妙地耸耸肩。“怎么了？我鼻子没什么呀！”
“它怎么有点歪曲的？”我问，的确，我发现她鼻子的一边偏歪了一点。
“怎么啦，这是你给我生成这个样的！”
“它确实是歪掉了，你得去整容医生那里弄个塑料撑架把它矫正过来。”
女儿只是无所谓地一笑，头一侧，挨着我焦虑万分的脸面，说：“别傻了，妈
妈。我们的鼻子长得都还可以，这样的鼻子令我们看上去有起伏。”
“这个‘devious’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曲折，喏，一条路不是坦直的，它有许多支路，我们可以走这条也
可以走那条，就好像我们俩看上去是同一脸型，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讲着
所想的，但我们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
“人们会从我们长相上看出这个吗？”我问。
她笑了：“才不呢。人都有两面性。”
“这样好吗？”
“如果你能因此而如愿以偿，那当然是好的。”
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
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合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
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
去年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我取下一切珠宝首饰，也不穿颜色过
分鲜艳的衣服，我用他们的货币，讲他们的语言，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不是纯粹的中
国人，他们还是要我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
所以现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却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
知道，我女儿是怎样想的。
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
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
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
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
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
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
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
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
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
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
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
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
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
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
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
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
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
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
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
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
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
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
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
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
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
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
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
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
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
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
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
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
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
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
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
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
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
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
美国，哪怕一个叫花子，一美元也打发不了的。”我又给了她一美元，她说：“唷，
你以为我这个咨询如此廉价呀！”我只好再给她一美元，她这才不吭声了。
我按照这个老太太提供的地址，在华盛顿街找到一个廉价公寓安下身。这种廉
价公寓，通常都位于一家小店楼上，然后，又根据那花了三美元才获得的咨询名单
上，我找到一个每小时有七十五美分的工作。那可是个可怕的工作。本来我希望能
做个售货员，但我的英语不行。而这个工作，是为外国男人做按摩。我马上知道，
这种行当，犹如中国的四等妓女无疑，因此我马上辞掉了，并用黑墨水把那个地址
涂掉了。而其他职业，大多由广东人和台山人垄断着，这些南方人世世代代在这里，
打下了根基，发了洋财，由他们的重孙或玄孙掌握着整个华人区的命脉。
由此想到母亲曾对我说过：“我早年的生活是坎坷颠簸的，这很有道理。后来，
我就在一家甜饼工场做事。我们坐在机器边的高凳上，机器上不断运送出滚烫的小
煎饼，而我要做的，则是抓起那滚烫的金黄色的煎饼，嵌进一张命运条，然后趁着
煎饼尚未变硬时，把它们对折。这工作看着简单，却十分辛苦。你如果下手太快，
会让烫黏的面团灼痛手指，落手太慢，甜饼就会变硬，那就无法嵌进命运条，而且
这个煎饼也就报废了。
只做了一天，我的十只手指就给灼得通红通红。第二天，我的眼睛也吃不消了，
因我一天到晚得盯着煎饼看。第三天，我的臂膀都抬不起来了。但熬了一个星期后，
我就能轻松地应付这种纯属机械的操作了。这时，我才有暇发现，我的一边是个沉
默寡言的广东老妇人，她不苟言笑，至多自己用广东话唠叨一阵。我的另一边，是
个年龄与我不相上下的女工，我发现她边上盛次品的桶内，次品极少，我怀疑她根
本把那些做坏了的煎饼吃掉了。她长得很丰满。
“暧，小姐，”她常常这样压过机器的隆隆声叫我，她的声音听起来很让人愉
快，因为，她也讲国语。“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会出人头地地决定他人的命运？”
她这样问我。
我一下没听懂她的意思。她便顺手拈起一张命运纸用英语朗读起来：“不要在
洗衣服时与人打架，否则即使你得胜了，你的衣服也会变脏的。”
我还没能听懂，她又拣起另一张纸条念道：“钱是万恶之首，它会让你因不满
足而去盗窃。”
“什么废话！”我说着，并决定应好好学一下这些美国谚语。
“这就是命运！”那年轻女工解释着，“美国人以为这就是中国谚语。”
“可我们中国人从来没听说过这些鬼话，”我说，“这些话语毫无意义，根本
不是什么命运，只是一派胡言乱语。”
“不，小姐，”那个年轻女工咯咯地笑着，“这些晦气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
送到其他那些倒霉鬼手里的，看看谁得到它们了。”
这个年轻女工，就是许安梅。看，就是安梅姨。现在又老又怪的安梅姨。
有一天，安梅对我说：“琳达，这个礼拜天到我们教堂来吧。我丈夫的一个朋
友，想找个中国太太，当然，他还不是美国公民，但我肯定知道，他有办法拿到公
民身份的。”就这样，我认识了你父亲龚丁。这次的结婚可不像我上次的婚姻，这
次我可以自己选择：行或者不行，我都可以自己选择。
但第一眼看见你爸，我就不大顺眼。他是个广东人！我怎能嫁给一个广东人呢？
但安梅姨却说：“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已经不在中国，不再需要非找个同乡故
里的丈夫不可。在美国，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同乡。”
第一次与你父亲见面，我们两人都挺害羞的。我们各自不懂对方的方言：广东
话和国语，我们便一起去上英语课，讲英语，有时将汉字写在纸上来帮助理解对方
的意思。但对于要结成一对夫妇的男女来说，这样的谈话是远远不够的，而这样的
谈话方式，颇像英语课上的会话：“我看见一只猫，我看见一只老鼠，这是帽子。”
但我很快就觉得，你父亲是很喜欢我的。他会用中国戏剧里那种夸张的表情，
与我谈话。
比如，他手绕着自己头发，手脚不停地划动一番，我便知道，他所供职的那个
太平洋电话公司，工作有多紧张多忙乱。你实在不了解你父亲，他具有演员的天才。
后来我才发现，他的职业，并不如他所描绘得那样忙，那样重要，甚至也没那
样好。这时，我可以与你父亲用广东话对话了，我总要问他，为什么他当时不找一
个更好一点的职位？这时，他便装聋作哑了。
至今我也对自己好生奇怪，为什么我非要抓住婚姻这个字眼呢？我想，那全是
因为安梅给我灌输的那一套。她常跟我说：“在电影里，男孩和女孩传字条，然后
双双陷入爱情烦恼之中而不可自拔。你也需要做点这样的游戏，否则，待你醒悟过
来，你已成为个老太婆了。”
那晚，安梅和我在当班上，拼命搜觅命运纸条，我们想找一张合适的给你父亲。
安梅已选好了一大堆候选的纸条堆在一边。其中一条写着：“金钢钻是女孩子最好
的伴侣，对一个好朋友，你永远不要原地踏步。如果你有了这样一个想法，那就是
求婚的时候了。”
我自己选中了一条：“当家里没有另一半时，这幢房子就不能称为家。”我悄
悄把这张命运纸包在一只煎饼内，然后把这煎饼小心包好。
次日下午英语课后，我将手伸进自个的挎包，故意惊叫一声，然后从中摸出一
只甜煎饼：“看，一只甜煎饼。哎唷，整天看着这些甜煎饼都看得我倒胃口了，这
只给你吃吧！”
他接过煎饼巴哈巴喀地吃起来，一边读着嵌在里面的命运纸。我便假惺惺地凑
上去说：“那纸上写着些什么？”他不吭声，我催着他：“翻给我听听。”
那天我们正在朴次茅丝广场散步，那是个雾蒙蒙的黄昏，穿着薄呢大衣的我，
觉得冷飕飕的，因此我希望你父亲快点向我求婚，我可以早点回去了。只见他认真
地读完了那张命运纸条，然后颇严肃地说：“哎呀，spouse这个词怎么解释？待我
回家去查查字典明天再告诉你。”
第二天，他便用英语对我说：“琳达，你能做我的配偶吗？”我听了哈哈大笑，
他那个用词实在不大妥帖。就这样，我们决定结婚了。
一个月后，我们在第一浸礼会，就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举行了婚礼。九
个月后，你爸和我，就拿到了我们的公民证明——一个又胖又重的男婴，你大哥温
斯顿。我之所以喜欢这个名字，是因为它由“赢得”和“吨”①两个单词组成，我
要培养一个一生可以赢得好多好多的儿子，他要赢得许多东西：钱财、声誉、富裕
的生活……那时我就想，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有的，我怎么会料到，温
斯顿后来竟死于车祸，那时，他才十六岁！
温斯顿出世两年后，我又有了你另一个哥哥文森特，我之所以为他取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发音很像“赢一百”，也是赚钱的声音。结果想赚钱想得太入神，我在公
共汽车急刹车时撞歪了鼻子，这以后，你出世了。
可能是那只歪鼻子改变了我，也可能是因为襁褓里的你，实在长得太像我。我
希望你这一生完美无缺，我给你取名薇弗莱，那是我们住的街名。我住在这里，但
将来你长大了，你会带着我离开这里的。
①Wins——赢得，ton——吨。——译者注
四
劳雷先生用刷子刷着我头发，我的头发依旧柔软、乌黑。
“哇，妈，你真行。婚礼上，大家都会以为你是我的姐姐的。”
我从理发镜里打量着自己，我知道自己长相上的某种缺陷，这种缺陷我也带给
了我女儿。
“哎呀，你的鼻子怎么了？”我失声叫了出来。
她看看镜子，莫名其妙地耸耸肩。“怎么了？我鼻子没什么呀！”
“它怎么有点歪曲的？”我问，的确，我发现她鼻子的一边偏歪了一点。
“怎么啦，这是你给我生成这个样的！”
“它确实是歪掉了，你得去整容医生那里弄个塑料撑架把它矫正过来。”
女儿只是无所谓地一笑，头一侧，挨着我焦虑万分的脸面，说：“别傻了，妈
妈。我们的鼻子长得都还可以，这样的鼻子令我们看上去有起伏。”
“这个‘devious’是什么意思？”我问。
“就是……曲折，喏，一条路不是坦直的，它有许多支路，我们可以走这条也
可以走那条，就好像我们俩看上去是同一脸型，其实我们是各不相同的。我们讲着
所想的，但我们各自的理解却是不同的。”
“人们会从我们长相上看出这个吗？”我问。
她笑了：“才不呢。人都有两面性。”
“这样好吗？”
“如果你能因此而如愿以偿，那当然是好的。”
我看看镜中我们母女俩，我又想到自己的为人处世的准则，我实在弄不明白，
哪个是中国式的，哪个是美国式的。反正我只能两者合其一，取其一，多年来，我
一直在两者中徘徊，考虑取舍。
去年我回了阔别四十年的中国大陆，尽管我取下一切珠宝首饰，也不穿颜色过
分鲜艳的衣服，我用他们的货币，讲他们的语言，但他们仍能认出我不是纯粹的中
国人，他们还是要我支付比一般价格高几倍的外国人标准的价钱。
所以现在我常常百思而不得其解：我到底失却了什么？我又得到了什么？我不
知道，我女儿是怎样想的。
我们共有一个母亲
——吴精美的故事
一
我们的火车开始从香港进入深圳，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
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深切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
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
十五岁那年，为了坚持我皮肤下面流着的中国人的血液，我与母亲大吵了一场。
当时我是旧金山市加利略中学的二年级生，班上所有的同学都承认：我是中国人。
唯有母亲一口否认：“这没有用的！”母亲曾在上海一个著名的护士学校读过书，
她说她精通遗传学，因此不管我同意与否，她一口咬定：“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
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
“总有一天你会体会到的，”我妈说，“这种感觉融化在你的血液中，等着沸
腾的时刻。”
这样的话让我恼怒、生气。可待我母亲真的显出典型的中国行为时：如与店主
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还有，当着众人剔牙撅嘴，对柠檬黄与淡粉红的不协调的搭
配等等。
但今天，当火车开进中国边界时，三十六年来，在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坐在火
车上，带着一团归乡的梦幻，我才发现，我从来没有真正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
心态。
我们的第一站是广州。我的七十二岁的父亲吴坎宁，将去广州拜望她的姑母。
从十岁离开他姑母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她。我不知是因为急于与姑母见面，还是
因为回到了中国，七十二岁的父亲像个小男孩一样，激动得坐立不安。他显得如此
地天真快乐，令我觉得简直要上去拍拍他额头和替他扣好纽扣似的。我们面对面隔
着张小茶几坐着，桌上置着两杯冷茶。这是第一次，我看见父亲泪眼盈盈。在窗外，
可以看见被小心地切割成一块一块的，整齐的黄绿色的耕地，狭狭的沟渠，像晶莹
的饰带一样，缓缓流过。村路上，三个穿着蓝外套的人影，坐在慢慢走着的牛车上。
不知为什么，这个十月清晨，中国田野上最普通的一幕，会使我双目也满噙着泪水，
似唤回我一个遥远的记忆。
三小时火车后，我们抵达广州。除了上海这个城市的名称没有改变拼法外，几
乎中国所有城市的名称的拼法都改变了。我想这本身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各方面都
改变了。在广州与爸爸的姑母见过面后，我们将赶乘飞机会上海，在那里，我将与
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见面。
她们是我母亲与她前夫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在战乱时从桂林出逃到重庆的途中，
她不得不把她们丢弃在路上，那是1944年抗战时期。妈曾经和我讲述过这件事，因
此我对她们的印象还是一对嗷嗷待哺的婴儿。
直至今年得到了她们的讯息后，我才知道她们还活着。
这时，这对婴儿在我印象中，变成一对五六岁的小女孩。她们并肩坐在桌子边，
轮流用毛笔写出一行行整齐的中国字：最最亲爱的妈妈，我们都活着，赶快把我们
带走吧！
当然，她们不会想到，妈妈在三个月前已经故世了。很突然地，血管爆裂而死
的。去世前一分钟，她还在向父亲抱怨着楼上的房客，马上她就紧抱着头部大声呻
吟，接着就跌在地上再也没有爬起来。
因此上海来信是我父亲拆开的。这是一封长信，她们称她妈妈，她们甚至还保
留了她的一张照片。在信上，她们详细讲述了从桂林与母亲失散后至今的情况。
这封信很伤了父亲的心——他从未想到，在那另一个陌生的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也会有人叫他的妻子为“妈妈”——他把信给了妈的老朋友琳达姨看，并请她给这
两个上海女儿写封回信，用尽可能婉转的口气告诉她们母亲的死讯。
琳达姨把这封上海来信带到喜福会里，与映映姨和安梅姨商量。因为她们知道，
多年来，我妈一直竭力在打听这两个女儿的下落，这是她朝思暮想，铭心刻骨要想
实现的事。因此，她们觉得一定要为此做些什么，来慰抚她们的老朋友的亡灵。
因此，她们这样给我的上海姐姐们写着：“最最亲爱的女儿们，我无时无刻不
在思念着你们，我从不放弃一丝努力，为了让我们能团聚。遗憾的只是，我们彼此
等候得太长久了。现在，我把与你们失散后的我的经历，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
她们签上我母亲的名字。
待她们把一切都安排好，才跟我说起，我在上海还有两个姐姐。
“可她们还以为，来的是她们的妈妈！”我喃喃自语着。在我想象中，她们还
是一对蹦蹦跳跳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她们正满怀激情地等待着与母亲的重逢，然
而事实上，母亲已经去世了。
“但是，你忍心在信上就跟她们说，她不能来了，她死了？”琳达姨说，“她
既是她们的母亲，也是你的母亲。应该由你，把事实真相告诉她们。要知道，这么
多年来，她们一直梦想着与她重逢呀！”我想她讲得是对的。
是的，我不知道，如果是母亲回去看她们，那一切会是怎样的一个场景。我也
无法想象，当我与她们相遇时，一切又会怎样！她们会踞着脚尖在机场上焦虑地观
望着每一个下飞机的黑头发，可我，一下子就会认出她们的。
“姐姐，姐姐！”我会用蹩脚的中国话向她们招呼着。
“妈妈呢？”她们会笑着四下寻觅着，“她藏在哪儿了？”我便只能摇摇头，
告诉她们妈妈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