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我不去，我也不想当这个助理了，我这阵子心里很烦，很没劲。我说，如果你不方便为我说，我自己去和蔡局说，我不太适合当助理。
陈方明温和地看着我，说，你得帮帮我，那边有点协调不起来，你过去，是因为我相信你的。
我说，我很烦，因为很多东西传来传去，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们别烦我好不好。
他告诉我别总是在乎别人传什么，别人永远是要说闲话的。工作本来就是很烦心的，正因为烦心所以需要你去做啊。他说，你帮帮我吧。
11
我去了综合处。
我又坐在了三年前我坐过的那个位子上。
钟处给我的脸色，让我想起那一年的蒋志。
我想，别看着我烦，我又不想来，关我屁事，我又不想干什么，暂时也没野心，钟处你爱谁谁吧，不给我好脸色我不在乎。
一个星期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如果把自己当一个科员去写调查稿，那么那些同事会对我有想法，他们会觉得你是助理了，还要抢他们的工分；但如果不写，这么晃悠着，别的同事也会有想法，他们会觉得你当了个助理就不干活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去问钟处。
这时钟处自己来找我了，他拿了一张考勤表，给我看了一下。细算账，这是他一惯的风格。他说，你是助理了，这周每天迟到，星期一迟到了10分钟，星期二迟到了7分钟，星期三倒好迟到了15分钟……原来我也不想说你，但不说你，别人会看你的样，现在的年轻人不知怎么这样，这次都提拔你了，你怎么反倒没精神了？
他说，我这份纪录交给了人事处，因为，我现在吃不消多说你，但我不说你，别人会说我，这个月奖金怎么算，让人事处决定吧。
我很奇怪，自己这次居然没不高兴。
我告诉他，真是不好意思，这个星期迟到，是因为我天天晚上在医院陪丁宁，他病得很厉害，上周胃里动了刀，你知道吗？
钟处说，什么病呀？
我说，不是什么好病，他家人为了瞒他，所以也瞒着别人。
12
这一周，每一个晚上，我确实在医院里陪丁宁，因为她老婆一个人陪不过来，身边还有一个2岁的儿子晚上要管。她背地里哭伤了自己，因为诊断他是胃癌。看着他一家人眼下愁苦的模样，我就让她白天陪，晚上我来。
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我们对他说好的，但我估计他心里可能有数。
他说，你们别骗我。
他说，怎么你来守夜，怎么好意思让你来守？
我说，你啊，现在是正科级了，我要巴结了，你别赶我走。
他有点高兴。他说，我想可能再过两个星期，我就可以出院了。
我看他好像在观察我的表情，我赶紧装没在意，和他说别的话题。在医院的这些夜晚，我们不太扯单位的事，因为我们过去扯得太多了，现在，在飘着药水气息的病房里，我们回忆得最多的却是当初我们刚进单位时那个阶段的事，一块出去泡妞，一块周末去大学舞厅跳舞，长假时一块去南京玩，每天晚上坐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胡扯政治、股票以及做点什么可以挣钱……
他说，那时候真好玩，刚毕业的那几年最好玩了，人这一辈子好玩的时间不是太多，中国人好玩的时间真是太短了，读书的时候，考试那么苦，不觉得好玩；工作最初的那几年，自己没什么压力，也没人当你回事，也没人打你主意，是最好玩的，但一过五年就不好玩了，什么滋味都来了，就不好玩了，中国人好玩的时间真是不长啊。
每天夜里当他熟睡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边上打个瞌睡，许多人以为我是他的弟弟，我想，一年前，我们还是互相提防的对手，再早两年，我们挤在一个办公室像两只好斗的小公鸡，人怎么会这样的？也可能挤在一个办公室里空间太挤了，拥挤感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压力，让人与人产生心狠和紧张？而现在，在医院，我想着他以前“在马岭镇打电话给钟处说我不是”、“新官司上任在我面前找感觉”、“在领导面前巴结得像穿花蝴蝶”等等不是，都像羽毛一样轻飘起来，我对睡梦中的他早已没了怨感……
我发现，在病痛的迷糊中，他好像总在惦记着家里的一些东西，比如冰箱里的面条、酒、面包、花生、山核桃什么的有没有过期。他来自农家，我理解他。物质在一代代人心里，可能从来就占据着巨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的逼仄，就像办公室的拥挤一样，也常会让人彼此焦虑和不善良。面对不知病情的他，面对睡梦中他苍白陌生的脸，我常常感叹不息。
13
我坐在办公室。钟处给我的脸色依旧，但我好像对此已迟钝了。
陈芳菲说我怎么总是在发呆。我说，没有呀，我没觉得，你们千万别觉得我在打什么算盘。
陈芳菲叫起了，哟，我可没这样觉得。
正说话间，钟处进来了，说，开会。
这个会议是各部门对中层领导进行民主测评，测评的对象是处长钟处和副科长陈芳菲等几个。
测评表由我这个助理分了一圈，每人一份，无计名填写。
这表要填的内容很细，许多人在写着，我听到了一些声音，新来的大学生汤海生在问“这格填什么这格填什么”。瞧他那认真的模样，我让他随便填。
大家填完，我把表收起来，放在桌边。我想等一会儿到楼上人事处去交掉。没想到钟处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他对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部门填的测评。我愣了一下，说，这可能不行吧。
他的眼里我有熟悉的强势，他盯着我说，怎么不行，我是这个部门的处长，我得知道第一手的信息，这对工作、对了解部门同志的想法是有用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强势近来常让我遏制不住自己的犯倔。我说，那我得问一下人事处的同志，这可不可以。
我就拎起电话打过去。钟处在一旁的脸色很难看，所以我没多看他。人事处的裘处长说，这不行的。
我放下电话。对他说，他们不同意。
我往外走，我知道他愤怒的目光停在我的背上。其实，我今天原本没想伤他，我在这里发倔只是因为心烦，也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照顾丁宁没睡好，所以看着腻腻歪歪的事儿就想发火，就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当然，钟处肯定不这么想，他肯定认为我是谁谁的革命小将，他认定我翅膀硬了，由他去想，我烦了你就别来理我。
人事处打电话来找我，要我上楼想了解一下刚才这事。我说，我不来了，反正他是想看。
人事处长有点犯难，他说，是蔡局长的意思，要了解。我说，有什么好了解的，他又没看成，怎么，你们还要弄得像真的似的。
后来人事处还是找钟处上去谈了谈。钟处下楼后，脸色发青。我看着他进办公室的背影，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觉得我有点犯傻，我对着桌子底下踢了一脚，我记得自己重返综合处第一天就提醒过自己千万别和他冲撞，因为我们撞得头破血流，偷着乐的是蔡局和陈方明。今天我一失控，就真的成了革命小将。
14
与白天在办公室的烦闷相比，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医院。
这些天，我向单位打了招呼，请了几天假在医院陪服丁宁。单位里的人说我思想好。汤丽娟托我把她编的一顶线帽带给丁宁，她说，他化疗用得着。她说，以前看不出你们这么哥们。
我想，我思想好不好天知道，我只觉得坐在病房里和他聊聊天，比呆在办公室内和钟处犯冲好，在这里，四下安静，能让我慢下来，坐在丁宁的边上，帮他们夫妻一把，让我觉得自己这阵子还有些用。
丁宁已经开始化疗了。他的头发没了。他戴着汤丽娟的帽子，在床上显得很安祥。他说，这些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时候的事。
他说，我小时候在田野里放牛，七八岁的时候，有一阵突然明白了人有一天会死的，心里对死亡充满了恐慌，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阶段，是不是人都有这么一个时期？有一天我越想越怕，就坐在烟草地里哭泣，结果牛跑掉了，我一边哭一边在田野里找牛，一边害怕遥远的死亡一边害怕回家……他虚弱地笑着对我说，是不是人只有在童年时代或者快死的时候才特别关心生死问题？平时忙忙碌碌，是无暇顾及这些的，小时候大人对我的恐惧总是嗤之以鼻，事实上我长大以后也很少想到死亡，而是像多数农家子弟一样，想着锦衣还乡的戏剧性……
化疗消耗了他的体力，他的声音从没像现在这样缓慢，他让我觉得很生疏。我们在一幢楼里呆了10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觉得他陌生，也好久没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在静下来。
他总是想从我们嘴里探出自己的时日预计，他笑着说，医生告诉我要慢下来，慢下来，我也想让自己慢下来……
那天我离开医院的时候，路过中央广场，在人潮中，我突然听到了丁宁少年时代对死亡的哭泣。
15
我跑回单位，去人事处。
我问他们， “首席调研员”的聘书都发下来了，但为什么丁宁的“调研主任”还没发啊？
他们就冲着我笑，他们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丁宁得癌了呀。
我说，但他还活着。
他们说他们也没办法，哪有任命得癌病的。
我说，以前分房子，只要退休员工人还活着，还有一口气，也是要分给他的，现在丁宁还活着，不就是发一张纸吗？
他们对着我笑个不停，他们说，你别缠了。
我一遍遍地去找人事处，我说，不就是一张纸吗，有什么好那么顶真的，发给我吧，我拿去给他看一眼，就拿来还给你们，不就得了。
他们看我急的样子，笑坏了，他们说小贺你怎么这么好玩。
我悄悄找人事处副处长夏燕，我说，你悄悄给我一张不就得了，我拿去给他看看，人家好歹想了多少年了，人家好歹也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是个安慰，也是个交待。
夏燕瞅着我说，是的是的，我理解的，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的，他得的是癌，发给他，别人看问题可能不这么看。
16
有一天下午，我在医院，被钟处叫回单位，说要开重要会议。
我连忙回去。走到单位大门口的时候，看见许多人都在往里面赶，他们相互在问，开什么会？开什么会？等我走到楼梯上，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原来省厅今天派了一个新的头头过来，当局长，当这楼里的一把手。他名叫何加仁。
我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过去。我的脑袋里首先跃出来的是蔡副局长的那张脸。我估计呆会儿看到它的时候，它可能又变回了几个月前的那张怨妇脸。我想，这就是命，蔡没有这个命。
我听到走廊上有人哼歌的声音，回头一看，是钟处，“走过春天，走过四季……”。他嗓子不错。我点了个头。他问我丁宁情况怎么样了。我说，不好，很不好。
17
这楼里的人在说蔡副局长命里没有“局长”这两个字。
这楼里的人在打探新局长何加仁的来历。他们说，何是厅里那一堆干部中资历较嫩的一个。
许多人问：那么为什么让他来当这个局长，他管得了呢？这楼里都是人精，他有这个经验这个本事吗？
对这样的疑问，也有人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厅里最小的一颗棋，都能空降到下面来当老大，这又不是第一回了，这里面要表达的是一种上层对下层的优越感，一种上对下的集体无意识意淫。
18
接下来的这些天，单位乱哄哄的时候，我在医院里，我啥也不知道。但我明白，其实我啥都能象想得到。
如我所料，“空降兵”何加仁遇到了阻碍，这阻碍不仅来自于这楼里的人们觉得“又要变了”的惶恐，更来自于蔡副局长等几位的不买账。
我在星期五丁宁又一次做化疗后昏睡的时候，被喊回单位，说要开骨干会议。
我匆匆进了会议室，会已经开了。我看见新来的何加仁坐在主席台上，旁边分坐着蔡副局、陈副局、杨副局、沙副局。下面坐着的是这楼里的处长、科长和助理们。
新局长何加仁好像在和蔡副局长争论一个什么概念。蔡副局长正在说，这个文化实业项目本身就不是单位的主业，现在要完成这样高的定额，不现实，做不了的，谁能完成的了啊？新何局说，以前不是主业，现在就是主业了，谁来养活我们谁来养好我们，就得用发展的眼光、拓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蔡嘀咕：说说都是道理，但不投入，没有高投入，开玩笑啊。新局长何说，老蔡，对你这一点想法我不同意，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正因为难，所以需要用像你这样有经验的人去统筹啊。老蔡说，我不太吃得消，我没有这个经验，我身体也不太好。
新局长何加仁以及在座的所有人都屏声静气。接着，我听见何缓缓的声音在空气中一字一顿地跳动着，他说：身体真的不好，应该去休息。
他对着下面的我们说：这么有挑战性的项目，对我们全局是一个机遇。一家单位和一个人一样，一生中没有几个机遇，而机遇来的时候，是需要人用创意、用兴奋去经营。
他转过头，笑着对旁边的各位副局长说：年轻人总是说自己没机会，现在是年轻人站出来立功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他说，我看这样，我们举手表决一下，觉得这项目还有前途的，大家举举手看一下，我心里也好有点数。
下面的手呼啦啦举了一屋子。
后来，这楼里的人们说起这事评论：新局长何加仁几句话，就把老蔡的革命小将全瓦解了。
19
我注意到钟处的情绪在明朗起来，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嘴里常在下意识地哼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当年虞大头空降我们单位时的蔡副局长一样，成为空降者两眼一抹黑时的一盏明灯？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丁宁快不行了。
这些天，我和汤丽娟、毛亚亚、程珊珊都在帮忙。站在医院的过道里，那些移动的病床在身边穿梭，会觉得办公室的那些鸟事与自己很远。
20
这些天，只有当我坐在人事处的办公室，向他们讨丁宁的那张正科级的“调研主任”聘书时，我才会觉得那些鸟事像口香糖那么粘身，当然其前提是因为你执著，它就粘乎。
对于丁宁的聘书，我体现了令自己也纳闷的执著。我想，我一定能办成这事。
这事被钟处知道了，他对我说，太官僚主义了，不就是一张纸吗，人家都要不行了，人事处让他高兴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善事啊。
他就卷着袖子和我一起上人事处，他在人事处生气地拍桌子。引了很多人来看。
后来，人事处终于把那张纸给了我们。
钟处拿着那张聘书，轻轻拍了拍，他说，丁宁运气不好。
21
丁宁的言语能力在一天天衰弱，我已经听不太清他的话了。每当他有清醒的片刻，他总是抓我的手，我知道他在想对我说“谢谢”。我对他摆手。我想起我刚进单位那天，他拿着一把大刀，把腿架在走廊扶手上在晨练，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他指着我的沙滩裤说——“呵，这样穿，在这幢楼里太招摇了”……
丁宁去的那天，天气酷热，医院窗外蝉声一片。
他弥留之际，呢喃而语。他留给我最后的话语是：做人别太认真别太认真。
我看着他无声息了的脸泪流满面。他穿着一身棕色的新西装。在四周的哭声中，我把他枕头边那本正科级“调研主任”的聘书悄悄放进了他的口袋。
22
丁宁走了。我又重归按班就班的办公室生活。
每天，从早上跻身于上班人流中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厌倦。
在车水马龙中，在城市的晨曦中，我常会想起丁宁弥留之际留给我的话语，这使我感觉复杂。因为我知道，我与多数人一样，从来就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们从孩提起所置身的价值教育体系里，没有“不认真”的结?
陈方明温和地看着我，说，你得帮帮我，那边有点协调不起来，你过去，是因为我相信你的。
我说，我很烦，因为很多东西传来传去，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了，你们别烦我好不好。
他告诉我别总是在乎别人传什么，别人永远是要说闲话的。工作本来就是很烦心的，正因为烦心所以需要你去做啊。他说，你帮帮我吧。
11
我去了综合处。
我又坐在了三年前我坐过的那个位子上。
钟处给我的脸色，让我想起那一年的蒋志。
我想，别看着我烦，我又不想来，关我屁事，我又不想干什么，暂时也没野心，钟处你爱谁谁吧，不给我好脸色我不在乎。
一个星期下来，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如果把自己当一个科员去写调查稿，那么那些同事会对我有想法，他们会觉得你是助理了，还要抢他们的工分；但如果不写，这么晃悠着，别的同事也会有想法，他们会觉得你当了个助理就不干活了。
我不知道该不该去问钟处。
这时钟处自己来找我了，他拿了一张考勤表，给我看了一下。细算账，这是他一惯的风格。他说，你是助理了，这周每天迟到，星期一迟到了10分钟，星期二迟到了7分钟，星期三倒好迟到了15分钟……原来我也不想说你，但不说你，别人会看你的样，现在的年轻人不知怎么这样，这次都提拔你了，你怎么反倒没精神了？
他说，我这份纪录交给了人事处，因为，我现在吃不消多说你，但我不说你，别人会说我，这个月奖金怎么算，让人事处决定吧。
我很奇怪，自己这次居然没不高兴。
我告诉他，真是不好意思，这个星期迟到，是因为我天天晚上在医院陪丁宁，他病得很厉害，上周胃里动了刀，你知道吗？
钟处说，什么病呀？
我说，不是什么好病，他家人为了瞒他，所以也瞒着别人。
12
这一周，每一个晚上，我确实在医院里陪丁宁，因为她老婆一个人陪不过来，身边还有一个2岁的儿子晚上要管。她背地里哭伤了自己，因为诊断他是胃癌。看着他一家人眼下愁苦的模样，我就让她白天陪，晚上我来。
他不知道自己真实的病情，我们对他说好的，但我估计他心里可能有数。
他说，你们别骗我。
他说，怎么你来守夜，怎么好意思让你来守？
我说，你啊，现在是正科级了，我要巴结了，你别赶我走。
他有点高兴。他说，我想可能再过两个星期，我就可以出院了。
我看他好像在观察我的表情，我赶紧装没在意，和他说别的话题。在医院的这些夜晚，我们不太扯单位的事，因为我们过去扯得太多了，现在，在飘着药水气息的病房里，我们回忆得最多的却是当初我们刚进单位时那个阶段的事，一块出去泡妞，一块周末去大学舞厅跳舞，长假时一块去南京玩，每天晚上坐在集体宿舍的床上胡扯政治、股票以及做点什么可以挣钱……
他说，那时候真好玩，刚毕业的那几年最好玩了，人这一辈子好玩的时间不是太多，中国人好玩的时间真是太短了，读书的时候，考试那么苦，不觉得好玩；工作最初的那几年，自己没什么压力，也没人当你回事，也没人打你主意，是最好玩的，但一过五年就不好玩了，什么滋味都来了，就不好玩了，中国人好玩的时间真是不长啊。
每天夜里当他熟睡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边上打个瞌睡，许多人以为我是他的弟弟，我想，一年前，我们还是互相提防的对手，再早两年，我们挤在一个办公室像两只好斗的小公鸡，人怎么会这样的？也可能挤在一个办公室里空间太挤了，拥挤感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压力，让人与人产生心狠和紧张？而现在，在医院，我想着他以前“在马岭镇打电话给钟处说我不是”、“新官司上任在我面前找感觉”、“在领导面前巴结得像穿花蝴蝶”等等不是，都像羽毛一样轻飘起来，我对睡梦中的他早已没了怨感……
我发现，在病痛的迷糊中，他好像总在惦记着家里的一些东西，比如冰箱里的面条、酒、面包、花生、山核桃什么的有没有过期。他来自农家，我理解他。物质在一代代人心里，可能从来就占据着巨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的逼仄，就像办公室的拥挤一样，也常会让人彼此焦虑和不善良。面对不知病情的他，面对睡梦中他苍白陌生的脸，我常常感叹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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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办公室。钟处给我的脸色依旧，但我好像对此已迟钝了。
陈芳菲说我怎么总是在发呆。我说，没有呀，我没觉得，你们千万别觉得我在打什么算盘。
陈芳菲叫起了，哟，我可没这样觉得。
正说话间，钟处进来了，说，开会。
这个会议是各部门对中层领导进行民主测评，测评的对象是处长钟处和副科长陈芳菲等几个。
测评表由我这个助理分了一圈，每人一份，无计名填写。
这表要填的内容很细，许多人在写着，我听到了一些声音，新来的大学生汤海生在问“这格填什么这格填什么”。瞧他那认真的模样，我让他随便填。
大家填完，我把表收起来，放在桌边。我想等一会儿到楼上人事处去交掉。没想到钟处让我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他对我说要看一下我们部门填的测评。我愣了一下，说，这可能不行吧。
他的眼里我有熟悉的强势，他盯着我说，怎么不行，我是这个部门的处长，我得知道第一手的信息，这对工作、对了解部门同志的想法是有用的，你把我想成什么了？
在这间办公室里他的强势近来常让我遏制不住自己的犯倔。我说，那我得问一下人事处的同志，这可不可以。
我就拎起电话打过去。钟处在一旁的脸色很难看，所以我没多看他。人事处的裘处长说，这不行的。
我放下电话。对他说，他们不同意。
我往外走，我知道他愤怒的目光停在我的背上。其实，我今天原本没想伤他，我在这里发倔只是因为心烦，也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照顾丁宁没睡好，所以看着腻腻歪歪的事儿就想发火，就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当然，钟处肯定不这么想，他肯定认为我是谁谁的革命小将，他认定我翅膀硬了，由他去想，我烦了你就别来理我。
人事处打电话来找我，要我上楼想了解一下刚才这事。我说，我不来了，反正他是想看。
人事处长有点犯难，他说，是蔡局长的意思，要了解。我说，有什么好了解的，他又没看成，怎么，你们还要弄得像真的似的。
后来人事处还是找钟处上去谈了谈。钟处下楼后，脸色发青。我看着他进办公室的背影，突然觉得他有点可怜，觉得我有点犯傻，我对着桌子底下踢了一脚，我记得自己重返综合处第一天就提醒过自己千万别和他冲撞，因为我们撞得头破血流，偷着乐的是蔡局和陈方明。今天我一失控，就真的成了革命小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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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天在办公室的烦闷相比，我发现自己喜欢上了医院。
这些天，我向单位打了招呼，请了几天假在医院陪服丁宁。单位里的人说我思想好。汤丽娟托我把她编的一顶线帽带给丁宁，她说，他化疗用得着。她说，以前看不出你们这么哥们。
我想，我思想好不好天知道，我只觉得坐在病房里和他聊聊天，比呆在办公室内和钟处犯冲好，在这里，四下安静，能让我慢下来，坐在丁宁的边上，帮他们夫妻一把，让我觉得自己这阵子还有些用。
丁宁已经开始化疗了。他的头发没了。他戴着汤丽娟的帽子，在床上显得很安祥。他说，这些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时候的事。
他说，我小时候在田野里放牛，七八岁的时候，有一阵突然明白了人有一天会死的，心里对死亡充满了恐慌，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阶段，是不是人都有这么一个时期？有一天我越想越怕，就坐在烟草地里哭泣，结果牛跑掉了，我一边哭一边在田野里找牛，一边害怕遥远的死亡一边害怕回家……他虚弱地笑着对我说，是不是人只有在童年时代或者快死的时候才特别关心生死问题？平时忙忙碌碌，是无暇顾及这些的，小时候大人对我的恐惧总是嗤之以鼻，事实上我长大以后也很少想到死亡，而是像多数农家子弟一样，想着锦衣还乡的戏剧性……
化疗消耗了他的体力，他的声音从没像现在这样缓慢，他让我觉得很生疏。我们在一幢楼里呆了10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样觉得他陌生，也好久没像现在这样觉得自己在静下来。
他总是想从我们嘴里探出自己的时日预计，他笑着说，医生告诉我要慢下来，慢下来，我也想让自己慢下来……
那天我离开医院的时候，路过中央广场，在人潮中，我突然听到了丁宁少年时代对死亡的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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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回单位，去人事处。
我问他们， “首席调研员”的聘书都发下来了，但为什么丁宁的“调研主任”还没发啊？
他们就冲着我笑，他们说，你又不是不知道，丁宁得癌了呀。
我说，但他还活着。
他们说他们也没办法，哪有任命得癌病的。
我说，以前分房子，只要退休员工人还活着，还有一口气，也是要分给他的，现在丁宁还活着，不就是发一张纸吗？
他们对着我笑个不停，他们说，你别缠了。
我一遍遍地去找人事处，我说，不就是一张纸吗，有什么好那么顶真的，发给我吧，我拿去给他看一眼，就拿来还给你们，不就得了。
他们看我急的样子，笑坏了，他们说小贺你怎么这么好玩。
我悄悄找人事处副处长夏燕，我说，你悄悄给我一张不就得了，我拿去给他看看，人家好歹想了多少年了，人家好歹也在这里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是个安慰，也是个交待。
夏燕瞅着我说，是的是的，我理解的，但这事我也做不了主的，他得的是癌，发给他，别人看问题可能不这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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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下午，我在医院，被钟处叫回单位，说要开重要会议。
我连忙回去。走到单位大门口的时候，看见许多人都在往里面赶，他们相互在问，开什么会？开什么会？等我走到楼梯上，就知道是什么事了，原来省厅今天派了一个新的头头过来，当局长，当这楼里的一把手。他名叫何加仁。
我往自己的办公室走过去。我的脑袋里首先跃出来的是蔡副局长的那张脸。我估计呆会儿看到它的时候，它可能又变回了几个月前的那张怨妇脸。我想，这就是命，蔡没有这个命。
我听到走廊上有人哼歌的声音，回头一看，是钟处，“走过春天，走过四季……”。他嗓子不错。我点了个头。他问我丁宁情况怎么样了。我说，不好，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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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楼里的人在说蔡副局长命里没有“局长”这两个字。
这楼里的人在打探新局长何加仁的来历。他们说，何是厅里那一堆干部中资历较嫩的一个。
许多人问：那么为什么让他来当这个局长，他管得了呢？这楼里都是人精，他有这个经验这个本事吗？
对这样的疑问，也有人不以为然，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厅里最小的一颗棋，都能空降到下面来当老大，这又不是第一回了，这里面要表达的是一种上层对下层的优越感，一种上对下的集体无意识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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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这些天，单位乱哄哄的时候，我在医院里，我啥也不知道。但我明白，其实我啥都能象想得到。
如我所料，“空降兵”何加仁遇到了阻碍，这阻碍不仅来自于这楼里的人们觉得“又要变了”的惶恐，更来自于蔡副局长等几位的不买账。
我在星期五丁宁又一次做化疗后昏睡的时候，被喊回单位，说要开骨干会议。
我匆匆进了会议室，会已经开了。我看见新来的何加仁坐在主席台上，旁边分坐着蔡副局、陈副局、杨副局、沙副局。下面坐着的是这楼里的处长、科长和助理们。
新局长何加仁好像在和蔡副局长争论一个什么概念。蔡副局长正在说，这个文化实业项目本身就不是单位的主业，现在要完成这样高的定额，不现实，做不了的，谁能完成的了啊？新何局说，以前不是主业，现在就是主业了，谁来养活我们谁来养好我们，就得用发展的眼光、拓展的眼光去看问题。蔡嘀咕：说说都是道理，但不投入，没有高投入，开玩笑啊。新局长何说，老蔡，对你这一点想法我不同意，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正因为难，所以需要用像你这样有经验的人去统筹啊。老蔡说，我不太吃得消，我没有这个经验，我身体也不太好。
新局长何加仁以及在座的所有人都屏声静气。接着，我听见何缓缓的声音在空气中一字一顿地跳动着，他说：身体真的不好，应该去休息。
他对着下面的我们说：这么有挑战性的项目，对我们全局是一个机遇。一家单位和一个人一样，一生中没有几个机遇，而机遇来的时候，是需要人用创意、用兴奋去经营。
他转过头，笑着对旁边的各位副局长说：年轻人总是说自己没机会，现在是年轻人站出来立功的时候了，你们说是不是啊？
他说，我看这样，我们举手表决一下，觉得这项目还有前途的，大家举举手看一下，我心里也好有点数。
下面的手呼啦啦举了一屋子。
后来，这楼里的人们说起这事评论：新局长何加仁几句话，就把老蔡的革命小将全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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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注意到钟处的情绪在明朗起来，他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嘴里常在下意识地哼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当年虞大头空降我们单位时的蔡副局长一样，成为空降者两眼一抹黑时的一盏明灯？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因为丁宁快不行了。
这些天，我和汤丽娟、毛亚亚、程珊珊都在帮忙。站在医院的过道里，那些移动的病床在身边穿梭，会觉得办公室的那些鸟事与自己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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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只有当我坐在人事处的办公室，向他们讨丁宁的那张正科级的“调研主任”聘书时，我才会觉得那些鸟事像口香糖那么粘身，当然其前提是因为你执著，它就粘乎。
对于丁宁的聘书，我体现了令自己也纳闷的执著。我想，我一定能办成这事。
这事被钟处知道了，他对我说，太官僚主义了，不就是一张纸吗，人家都要不行了，人事处让他高兴一下，有什么不可以，这是善事啊。
他就卷着袖子和我一起上人事处，他在人事处生气地拍桌子。引了很多人来看。
后来，人事处终于把那张纸给了我们。
钟处拿着那张聘书，轻轻拍了拍，他说，丁宁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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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宁的言语能力在一天天衰弱，我已经听不太清他的话了。每当他有清醒的片刻，他总是抓我的手，我知道他在想对我说“谢谢”。我对他摆手。我想起我刚进单位那天，他拿着一把大刀，把腿架在走廊扶手上在晨练，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他指着我的沙滩裤说——“呵，这样穿，在这幢楼里太招摇了”……
丁宁去的那天，天气酷热，医院窗外蝉声一片。
他弥留之际，呢喃而语。他留给我最后的话语是：做人别太认真别太认真。
我看着他无声息了的脸泪流满面。他穿着一身棕色的新西装。在四周的哭声中，我把他枕头边那本正科级“调研主任”的聘书悄悄放进了他的口袋。
22
丁宁走了。我又重归按班就班的办公室生活。
每天，从早上跻身于上班人流中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充满了厌倦。
在车水马龙中，在城市的晨曦中，我常会想起丁宁弥留之际留给我的话语，这使我感觉复杂。因为我知道，我与多数人一样，从来就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们从孩提起所置身的价值教育体系里，没有“不认真”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