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腊子口之战只是团级规模，是能载入战史的规模最小的那种。但腊子口之战虽小，红军参战部队却表现得有勇有谋。而且，腊子口是中央红军长征中越过的最后一道天险。红军不仅在此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而且也告别了恶劣的自然环境，所以可名之为“告别之战”。
“必须拿下腊子口！”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从俄界、达拉地区出发继续北上，沿达拉河谷向腊子口方向前进。此时他们走出草地仅仅半个月，偏又赶上一路雨雪交加，红军战士们还穿着已经破烂不堪的单衣。
红军沿白龙江边险峻的栈道进入甘肃境内，经过藏民聚居区。许多藏民受反动势力煽惑，藏匿粮食逃离村寨，红军吃住遇到极大困难。在途经原始森林地带时，因峰峦叠嶂，道路崎岖，行军艰难，加上有小股反动武装在山林里偷袭，红军出现了不少伤亡。
14日晚，红军大部队到达达拉沟口旺藏寺，军委下达了以三天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红军在击溃国民党地方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团的拦阻之后，逼近天险腊子口。
“腊子”为藏语，意为高山谷口。腊子口位于迭部县东北部，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也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东西两面的悬崖绝壁高达500米，悬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开，周围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峡道，长约300米，宽近8米。在峭壁之间的沟底，有一条由北向南奔腾穿峡的腊子河，水深虽不没顶，却很难徒涉。
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想经过腊子口，除通过这个小桥外别无他路。如此险要的地形，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故称“天险”。
甘肃军阀鲁大昌已派两个营在腊子口周围修筑了工事，其中一个营扼守隘口，桥头悬崖上筑有好几个碉堡，以四挺重机枪把守；另一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从腊子口的隘口向内直至岷县，其纵深还配置有3个团兵力，扼守着隘口至后面的高山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
在旺藏寺，居住有十几户藏民。寨内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穿过，毛泽东临时居住的一栋藏民的二层小木楼就建在小路边。在这栋只住一宿的小木楼上，一直随红一军团走在前面的毛泽东向红四团领导人亲自部署了夺取腊子口的作战。因为时间紧迫，毛泽东只给了他们两天的时间，必须拿下腊子口。
敌人的致命缺陷
但以腊子口的地形而论，大部队攻坚兵力根本施展不开。
担负攻打腊子口的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第四团。因为参与的大战恶战太多，这个团的团长自长征开始以来已经换了几任，此时的团长是王开湘，团政委则一直由杨成武担任。
9月17日下午，红四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进攻，因地形不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部队无法隐蔽，敌军据险固守，红军从下午到黄昏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徒增伤亡，团首长遂下令暂停攻击。
王开湘和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带领营、连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人碉堡上面，竟然没有封顶盖！这就是说，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但从正面投弹显然不行，红军处在仰攻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组织一支部队从侧面的石壁迂回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弹轰击敌碉堡，拿下腊子口应无问题。
从侧面迂回上去有没有可能？守敌大部分兵力虽然是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是因为耸入云霄的峭壁人迹罕至，无路可攀，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去。
红军不同于旧军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办法。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位在贵州入伍的苗族新战士毛遂自荐，说自己能攀上陡峭的悬崖，而且有办法把其他兄弟也带上去。团首长立即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两个连悄悄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石壁摸到敌人后面；政委杨成武率领六个连从腊子口正面夜袭。
穷追90华里，夺下数十万斤粮食
入夜时分，战斗再次打响。
敌人似乎已经料到了红军将会在夜间发动进攻，纷飞的弹雨和从碉堡中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火网，正面进攻的六连始终无法接近桥头。
担任迂回的部队却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那位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如猿猴般攀爬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面的战士再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爬了上去。迂回部队终于在凌晨之前攀上山顶。居高临下，借着初露的晨曦，扼控要道的敌人防御阵地一目了然，一个个未加顶盖的碉堡简直成了红军投弹的活靶子。
王开湘一声令下，山顶的战士们突然向敌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准确地投向没有顶盖的碉堡和敌阵地，山下的正面攻击部队也趁势发动猛攻，机枪和冲锋枪一起开火，守敌猝然受到来自背后的致命一击，夺路而逃。红军在18日清晨终于攻占了天险腊子口，并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沿着峡谷向敌纵深继续猛攻，连续突破多道阵地，乘胜穷追90华里，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岷县的大草滩，前锋直逼岷州城下。
此役还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盐2000多斤，这给红军给养以极大补充。
突破了腊子口天险之后，中央直属队和殿后的红三军团陆续通过了腊子口。走在后面的彭德怀沿途看到，每一株树木几乎都有枪伤或炸伤，满地的青草已经被反复冲锋的战士踩得稀烂，距桥头100米的崖路上，铺了一层炸裂的弹片和未爆炸的手榴弹，有的地方竟然累积成堆，被炸死的敌人尸体还血肉模糊地倒在路旁。
【点评】“棋筋”到手满盘皆活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曾评价此战：“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如果以围棋之道喻之：腊子口之战规模虽小，作用却相当于围棋中的“棋筋”。“棋筋”虽小，却关乎全局。长征中的红军在蒋介石的围堵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就像一条没有根的“大龙”，时刻为“求活”而苦苦挣扎。
毛泽东抢到了腊子口这个“棋筋”，为这条“大龙”伸出了头，缓了气，为日后在陕甘根据地“生根”，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第五章 强夺要地（1）
——红四方面军包座大捷之谜
1935年6月中下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但是在张国焘的错误思想鼓动下，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
当时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大仗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背篓，里边装有腊肉。在红四方面军一些人眼里，中央红军形同乞丐。他们已经离开根据地八个多月，一路上恶战无数，又刚刚翻越大雪山，大部分衣着褴缕，军服五颜六色，弹药也不足。
在这种形势下，徐向前等人领导的包座之战，还是显示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同时体现了红军内部讲团结、顾大局的风格。
胡宗南的一个师正星夜赶往包座
1935年8月20日，红军右路军进入茫茫草地，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下辖由原红一、三军团改称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
红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必经包座。
包座藏语意为“枪筒”，距离班佑一百多里地，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因地形而得名。这里是从川西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已经进驻松潘，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
红军一通过草地，胡宗南马上派第四十九师星夜赶往包座，拦截红军进入甘南。红军必须赶在强敌进驻包座之前，消灭驻守在包座的敌人，打通松甘古道，否则就有被逼回草地的危险。
徐向前主动要求承担任务
此时中央红军彭德怀所率第三军担任殿后尚未通过草地，担任开路任务的红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且相当疲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政委陈昌浩研究后，赶到毛泽东住所，主动提出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承担，以红三十军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马上表示赞许。徐向前返回后即作部署，定下了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计划，并要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
正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师约有12万人，战斗力较强，其中很多士兵在原来的十九路军中与日本军队打过仗。而担负主攻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不过13万人，装备远不如敌。而且红军刚走出草地，途中忍饥挨饿，战士体力严重下降，作战困难很大。
“夜老虎”拿下大戒寺
包座山坡上长满茂密的原始森林，驻有胡宗南部共三个营，都已筑起集群式碉堡。敌人的指挥部设在一座高五六百米的山上的大喇嘛寺——大戒寺内。山下是一条宽约两丈的小河，正值雨季，水深流急，形成天然屏障。
徐向前亲自率几个警卫进至距敌只有几百米的位置观察，结果被敌发现，引来枪炮射击。徐向前乘敌射击之机，将各处碉堡的位置标在地图上。
8月29日黄昏，担任“围点”的红三十军的“夜老虎”团向大戒寺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攻占大戒寺。残敌败逃时放火焚烧了辎重，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等待援兵。红军战士们冲进火海，抓起烧焦的粮食塞进口中狼吞虎咽。
敌师长被俘后跳河自尽
担任“打援”的红三十军主力，按计划埋伏在敌人援兵必经的上包座西北丛林中。根据俘虏的口供，敌人的增援部队预定于8月30日下午到达，但一直等到31日中午，才见到敌人踪影。
援敌担心被红军伏击，派出部分兵力搜索前进。为了麻痹敌人，红军少许诱敌部队突然出现在敌军正面，在一些小山头进行阻击。敌军以为红军的伏兵不过如此，遂大胆攻击前进。
红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于下午3点左右将敌主力全部引入预设口袋，红军主力居高临下，马上发起总攻。红八十八师插入敌阵，将敌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在枪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红军战士近战接敌，主要以手榴弹、大刀拼杀，一小时后便将敌先头团歼灭。
残敌利用茂密的森林和一些低矮的小山包顽抗，双方形成反复拉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红三十军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宣传队、炊事员、马夫都提枪参战。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军来援部队大部被歼，敌师长伍诚仁重伤被俘后跳河自尽。
红四军在军长许世友指挥下也向驻守在求吉寺之敌发起攻击，最终将其全部消灭。
蒋介石新战略破产
包座大捷，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敌军被毙、伤、俘5000余人，红军缴获物资甚多，牦牛及骡马有七八百头之多，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些正是红军所急需的。红军的兵员也得到了补充。有数据表明，有近70％的俘虏经过政治教育之后，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改“前堵后追”为“长围高困”。他认为，川西北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粮食奇缺，且属藏民区，只要调集大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蒋介石还准备在红军过草地后，以强悍之师一举歼灭这支“饥疲之旅”。红军的包座大捷，粉碎了蒋介石的新战略。
国民党甘、陕军队虽然有堵截红军的部署，但兵力大都离红军较远，到位就防尚需时日。红军迅速攻占包座，为进军北上开辟了道路。此战胜利，又使红军得到了最宝贵的粮食和军需补充，这对于红军的生存及北上都特别重要。
包座战斗结束后，徐向前等赶去向毛泽东汇报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徐向前（左）、叶剑英战况，并送上一些战利品。毛泽东表扬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随后，毛泽东又找徐向前、陈昌浩做张国焘的工作。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刚刚缴获的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发出电报，同时令四军一个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惜的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对抗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最终导致两大主力分道扬镳。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原来跟中央一起行动的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人率红四方面军队伍随陈昌浩南下，二过草地同张国焘会合。
【点评】指挥卓越风格高尚
包座之战从8月29日至31日，打了三个昼夜。在敌我兵力相当，且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的情况下，打了歼灭战，体现了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将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包座大捷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次相互配合，并肩战斗。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主动请缨作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风格。参战的四方面军部队在过草地后未能休整，带着饥饿和疲劳取得胜利，说明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
第六章 硬拼受挫（1）
——百丈关损兵之谜
1935年10月中旬，北上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击溃尾追敌骑兵2000余人。与此同时，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也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手已经一个多月。北上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联合作战，取得直罗镇大捷；而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失利，赤化四川的目标没能实现，被迫西进。
“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于1931年奉派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代表，后来又到川陕根据地，长期领导红四方面军。不少指战员们出于对党的信任，一度对这位“张主席”也有迷信。尤其是基层指战员不知道红军指挥部已经掌握了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的技术，把他说成是能掐会算的“活神仙”。
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南下的部队由红四方面军全部（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组成。他们再过草地，在川西高山峡谷间向南穿行。
红军战士虽然两过草地，体力疲惫，时至深秋还穿着夏装和草鞋，但战斗热情不减，取得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的胜利，甚至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初期，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战果。
但同时，胜利掩盖了一个事实：红军占领的地区人口很少、物产贫乏，也来不及进行根据地建设。一些红军高级将领还有一个错觉：四川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容易被各个击破。
张国焘鼓动南下的时候，攻击中央红军北上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他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
“必须拿下腊子口！”
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和红一、三军团从俄界、达拉地区出发继续北上，沿达拉河谷向腊子口方向前进。此时他们走出草地仅仅半个月，偏又赶上一路雨雪交加，红军战士们还穿着已经破烂不堪的单衣。
红军沿白龙江边险峻的栈道进入甘肃境内，经过藏民聚居区。许多藏民受反动势力煽惑，藏匿粮食逃离村寨，红军吃住遇到极大困难。在途经原始森林地带时，因峰峦叠嶂，道路崎岖，行军艰难，加上有小股反动武装在山林里偷袭，红军出现了不少伤亡。
14日晚，红军大部队到达达拉沟口旺藏寺，军委下达了以三天行程夺取腊子口的命令。
红军在击溃国民党地方军阀鲁大昌部一个团的拦阻之后，逼近天险腊子口。
“腊子”为藏语，意为高山谷口。腊子口位于迭部县东北部，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也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这里平均海拔近3000米，东西两面的悬崖绝壁高达500米，悬崖峭壁似被一把巨斧劈开，周围崇山峻岭无路可通，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峡道，长约300米，宽近8米。在峭壁之间的沟底，有一条由北向南奔腾穿峡的腊子河，水深虽不没顶，却很难徒涉。
在腊子口前沿，两山之间横架一座东西向的小木桥，把两边绝壁连接起来，要想经过腊子口，除通过这个小桥外别无他路。如此险要的地形，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故称“天险”。
甘肃军阀鲁大昌已派两个营在腊子口周围修筑了工事，其中一个营扼守隘口，桥头悬崖上筑有好几个碉堡，以四挺重机枪把守；另一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从腊子口的隘口向内直至岷县，其纵深还配置有3个团兵力，扼守着隘口至后面的高山峡谷，组成交叉火力网。
在旺藏寺，居住有十几户藏民。寨内一条土路弯弯曲曲地穿过，毛泽东临时居住的一栋藏民的二层小木楼就建在小路边。在这栋只住一宿的小木楼上，一直随红一军团走在前面的毛泽东向红四团领导人亲自部署了夺取腊子口的作战。因为时间紧迫，毛泽东只给了他们两天的时间，必须拿下腊子口。
敌人的致命缺陷
但以腊子口的地形而论，大部队攻坚兵力根本施展不开。
担负攻打腊子口的部队，是红一军团二师第四团。因为参与的大战恶战太多，这个团的团长自长征开始以来已经换了几任，此时的团长是王开湘，团政委则一直由杨成武担任。
9月17日下午，红四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进攻，因地形不利，加上周围都是石山，部队无法隐蔽，敌军据险固守，红军从下午到黄昏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徒增伤亡，团首长遂下令暂停攻击。
王开湘和杨成武利用战斗的间歇，带领营、连干部到前沿仔细观察地形。通过侦察发现，或许是构筑时间仓促，或者是自恃天险，扼守在要道的敌人碉堡上面，竟然没有封顶盖！这就是说，如果距离合适，把手榴弹投进碉堡没有任何障碍。但从正面投弹显然不行，红军处在仰攻的位置，根本无法接近碉堡。如果能组织一支部队从侧面的石壁迂回上去，就可以用手榴弹轰击敌碉堡，拿下腊子口应无问题。
从侧面迂回上去有没有可能？守敌大部分兵力虽然是集中在正面，两侧几乎没有防守，那是因为耸入云霄的峭壁人迹罕至，无路可攀，敌人根本不相信红军能爬上去。
红军不同于旧军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内部实行官兵平等的“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开动脑筋想办法。这一招果然奏效。一位在贵州入伍的苗族新战士毛遂自荐，说自己能攀上陡峭的悬崖，而且有办法把其他兄弟也带上去。团首长立即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两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两个连悄悄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石壁摸到敌人后面；政委杨成武率领六个连从腊子口正面夜袭。
穷追90华里，夺下数十万斤粮食
入夜时分，战斗再次打响。
敌人似乎已经料到了红军将会在夜间发动进攻，纷飞的弹雨和从碉堡中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火网，正面进攻的六连始终无法接近桥头。
担任迂回的部队却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那位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如猿猴般攀爬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面的战士再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爬了上去。迂回部队终于在凌晨之前攀上山顶。居高临下，借着初露的晨曦，扼控要道的敌人防御阵地一目了然，一个个未加顶盖的碉堡简直成了红军投弹的活靶子。
王开湘一声令下，山顶的战士们突然向敌发起攻击。一排排手榴弹准确地投向没有顶盖的碉堡和敌阵地，山下的正面攻击部队也趁势发动猛攻，机枪和冲锋枪一起开火，守敌猝然受到来自背后的致命一击，夺路而逃。红军在18日清晨终于攻占了天险腊子口，并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沿着峡谷向敌纵深继续猛攻，连续突破多道阵地，乘胜穷追90华里，杀开一条血路，占领了岷县的大草滩，前锋直逼岷州城下。
此役还缴获了粮食数十万斤，盐2000多斤，这给红军给养以极大补充。
突破了腊子口天险之后，中央直属队和殿后的红三军团陆续通过了腊子口。走在后面的彭德怀沿途看到，每一株树木几乎都有枪伤或炸伤，满地的青草已经被反复冲锋的战士踩得稀烂，距桥头100米的崖路上，铺了一层炸裂的弹片和未爆炸的手榴弹，有的地方竟然累积成堆，被炸死的敌人尸体还血肉模糊地倒在路旁。
【点评】“棋筋”到手满盘皆活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曾评价此战：“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现在好了，腊子口一开，全盘棋都走活了。”
如果以围棋之道喻之：腊子口之战规模虽小，作用却相当于围棋中的“棋筋”。“棋筋”虽小，却关乎全局。长征中的红军在蒋介石的围堵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就像一条没有根的“大龙”，时刻为“求活”而苦苦挣扎。
毛泽东抢到了腊子口这个“棋筋”，为这条“大龙”伸出了头，缓了气，为日后在陕甘根据地“生根”，创造了最为有利的条件。
第五章 强夺要地（1）
——红四方面军包座大捷之谜
1935年6月中下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但是在张国焘的错误思想鼓动下，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和谐。
当时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才一个多月，打的大仗不多，军容比较整齐，师以上的干部每人有背篓，里边装有腊肉。在红四方面军一些人眼里，中央红军形同乞丐。他们已经离开根据地八个多月，一路上恶战无数，又刚刚翻越大雪山，大部分衣着褴缕，军服五颜六色，弹药也不足。
在这种形势下，徐向前等人领导的包座之战，还是显示了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同时体现了红军内部讲团结、顾大局的风格。
胡宗南的一个师正星夜赶往包座
1935年8月20日，红军右路军进入茫茫草地，经过七天六夜的艰苦跋涉，终于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巴西地区。
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和红军前敌指挥部率领，下辖由原红一、三军团改称的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
红军下一步要进军甘南，必经包座。
包座藏语意为“枪筒”，距离班佑一百多里地，地处深山峡谷的包座河流域，因地形而得名。这里是从川西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松（潘）甘（肃）古道蜿蜒于包座河沿岸，包座适扼其中。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一军胡宗南部已经进驻松潘，并在包座等地设立了兵站。
红军一通过草地，胡宗南马上派第四十九师星夜赶往包座，拦截红军进入甘南。红军必须赶在强敌进驻包座之前，消灭驻守在包座的敌人，打通松甘古道，否则就有被逼回草地的危险。
徐向前主动要求承担任务
此时中央红军彭德怀所率第三军担任殿后尚未通过草地，担任开路任务的红一军在长征途中减员太多且相当疲惫。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政委陈昌浩研究后，赶到毛泽东住所，主动提出攻打包座的任务由四方面军承担，以红三十军为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主攻部队，以红四军一部相配合，红一军为预备队。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马上表示赞许。徐向前返回后即作部署，定下了出敌不意、围点打援、诱敌深入，然后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计划，并要抢在胡宗南增援部队赶来前强占包座。
正由松潘以北的漳腊驰援包座的胡宗南第四十九师约有12万人，战斗力较强，其中很多士兵在原来的十九路军中与日本军队打过仗。而担负主攻的红四方面军三十军不过13万人，装备远不如敌。而且红军刚走出草地，途中忍饥挨饿，战士体力严重下降，作战困难很大。
“夜老虎”拿下大戒寺
包座山坡上长满茂密的原始森林，驻有胡宗南部共三个营，都已筑起集群式碉堡。敌人的指挥部设在一座高五六百米的山上的大喇嘛寺——大戒寺内。山下是一条宽约两丈的小河，正值雨季，水深流急，形成天然屏障。
徐向前亲自率几个警卫进至距敌只有几百米的位置观察，结果被敌发现，引来枪炮射击。徐向前乘敌射击之机，将各处碉堡的位置标在地图上。
8月29日黄昏，担任“围点”的红三十军的“夜老虎”团向大戒寺之敌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攻占大戒寺。残敌败逃时放火焚烧了辎重，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等待援兵。红军战士们冲进火海，抓起烧焦的粮食塞进口中狼吞虎咽。
敌师长被俘后跳河自尽
担任“打援”的红三十军主力，按计划埋伏在敌人援兵必经的上包座西北丛林中。根据俘虏的口供，敌人的增援部队预定于8月30日下午到达，但一直等到31日中午，才见到敌人踪影。
援敌担心被红军伏击，派出部分兵力搜索前进。为了麻痹敌人，红军少许诱敌部队突然出现在敌军正面，在一些小山头进行阻击。敌军以为红军的伏兵不过如此，遂大胆攻击前进。
红军诱敌部队且战且退，于下午3点左右将敌主力全部引入预设口袋，红军主力居高临下，马上发起总攻。红八十八师插入敌阵，将敌军分割成三块，首尾不能相顾。在枪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红军战士近战接敌，主要以手榴弹、大刀拼杀，一小时后便将敌先头团歼灭。
残敌利用茂密的森林和一些低矮的小山包顽抗，双方形成反复拉锯。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红三十军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宣传队、炊事员、马夫都提枪参战。经七八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军来援部队大部被歼，敌师长伍诚仁重伤被俘后跳河自尽。
红四军在军长许世友指挥下也向驻守在求吉寺之敌发起攻击，最终将其全部消灭。
蒋介石新战略破产
包座大捷，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敌军被毙、伤、俘5000余人，红军缴获物资甚多，牦牛及骡马有七八百头之多，长、短枪1500余支，轻重机枪78挺，电台1部，还有大批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些正是红军所急需的。红军的兵员也得到了补充。有数据表明，有近70％的俘虏经过政治教育之后，加入了红军队伍。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蒋介石改“前堵后追”为“长围高困”。他认为，川西北人烟稀少，气候寒冷，粮食奇缺，且属藏民区，只要调集大军封锁，红军定难持久。蒋介石还准备在红军过草地后，以强悍之师一举歼灭这支“饥疲之旅”。红军的包座大捷，粉碎了蒋介石的新战略。
国民党甘、陕军队虽然有堵截红军的部署，但兵力大都离红军较远，到位就防尚需时日。红军迅速攻占包座，为进军北上开辟了道路。此战胜利，又使红军得到了最宝贵的粮食和军需补充，这对于红军的生存及北上都特别重要。
包座战斗结束后，徐向前等赶去向毛泽东汇报了长征到达陕北后的徐向前（左）、叶剑英战况，并送上一些战利品。毛泽东表扬说：“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英勇善战，打得好！”随后，毛泽东又找徐向前、陈昌浩做张国焘的工作。徐向前说：“如果他们过草地困难，我们可以派出一个团，带上刚刚缴获的马匹、牦牛、粮食，去接应他们。”毛泽东说：“这个办法好，一发电报催，二派部队接。”接着，即以毛泽东、陈昌浩、徐向前三人名义发出电报，同时令四军一个团准备粮食，待命出动。
可惜的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对抗党中央关于北上的方针，最终导致两大主力分道扬镳。中央红军继续北上，原来跟中央一起行动的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等人率红四方面军队伍随陈昌浩南下，二过草地同张国焘会合。
【点评】指挥卓越风格高尚
包座之战从8月29日至31日，打了三个昼夜。在敌我兵力相当，且武器装备不如敌人的情况下，打了歼灭战，体现了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将领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
包座大捷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第一次相互配合，并肩战斗。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主动请缨作战，表现了崇高的革命风格。参战的四方面军部队在过草地后未能休整，带着饥饿和疲劳取得胜利，说明了他们对革命事业的无比忠诚。
第六章 硬拼受挫（1）
——百丈关损兵之谜
1935年10月中旬，北上的陕甘支队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并击溃尾追敌骑兵2000余人。与此同时，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也发起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
此时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分手已经一个多月。北上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联合作战，取得直罗镇大捷；而南下的红军在百丈关失利，赤化四川的目标没能实现，被迫西进。
“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于1931年奉派到鄂豫皖苏区担任中央代表，后来又到川陕根据地，长期领导红四方面军。不少指战员们出于对党的信任，一度对这位“张主席”也有迷信。尤其是基层指战员不知道红军指挥部已经掌握了破译敌人无线电密码的技术，把他说成是能掐会算的“活神仙”。
张国焘分裂红军后，南下的部队由红四方面军全部（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原九军团）组成。他们再过草地，在川西高山峡谷间向南穿行。
红军战士虽然两过草地，体力疲惫，时至深秋还穿着夏装和草鞋，但战斗热情不减，取得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的胜利，甚至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初期，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战果。
但同时，胜利掩盖了一个事实：红军占领的地区人口很少、物产贫乏，也来不及进行根据地建设。一些红军高级将领还有一个错觉：四川军阀内部派系林立，容易被各个击破。
张国焘鼓动南下的时候，攻击中央红军北上是“无止境的逃跑”，“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他提出了“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