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部分
>吵架拌嘴没有伤害姐妹情谊
长征开始之前，中央原定30名女性要编成一个队，同总政治部的队伍一起行军。但这一方案并没有实施，女性被分散编入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里。
但麻烦也来了。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都不好安排。刘群先向《续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夫人披露：“在长征中，女同志们时常跟党的负责人员吵嘴，因为她们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以至有时候相互间竟抢着吃。每一个人都想吃饭，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米，因此我们不得不调查究竟是不是每个人都带了她自己的米粮。女人们吃的食物跟男人们的一样，别的待遇亦没有一点不同。”
部队到达城口的时候，刘群先找到周恩来，提出把所有的女红军集中起来，单独成立一个妇女队。周恩来同意她的建议，任命刘群先当队长，归军委总政治部领导，要求她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在行军途中搞宣传，讲党的政策，鼓舞士气，还给她们配备了七匹马。
她们做了简单分工：李伯钊走在队伍的前头，负责安排食物；其他由刘群先负责；有时则两人一道，去找寻财产应予没收的地主。
妇女队只存在了一个月，到遵义后她们各自回到原单位从事看护或做政治工作，妇女队也就解散了。
过草地的时候，泼辣的刘群先与身体羸弱的蔡畅，也为食物问题吵过嘴。刘群先身体好，喜动，消耗大，自然吃得多；加上缺盐少油，成天吃青草，无时不感到肚子饿。但经常害病、饭量较小的蔡畅却要刘群先尽量少吃。不过吵完不久，大家还是和好如初，互相照顾。
青草成了女红军的主食，刘群先在分发“食物”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多给蔡畅一点嫩草。邓六金吃野菜中毒，腹部剧痛走不动路，掉队就可能牺牲，瘦弱单薄的危秀英架着她一步一步走。谢飞发现姐妹们的草鞋烂了，找了块马皮割成几块分给大家，用刀穿个洞后拴上绳子绑在脚上，才保障了行军。
“跑反队”终被接纳，“七仙女”拒绝嫁人
中央红军刚长征时，行军速度很快，女性跟得非常辛苦，很多人脚上磨出泡，落在后头，引起一些男性的不满，说她们拖了后腿。组成妇女队之后，刘群先把总部配备的七匹马拿出五匹，让身体病弱的姐妹骑和驮炊具，剩下两匹给四名孕妇轮换着骑，这样行军速度有了很大提高，饭量大的女兵也能吃饱了。
有人羡慕或嫉妒女性骑马，尤其是一些伤员。还有人无端猜忌女人们一定得到较好的待遇和食粮，风言风语也传到女性耳朵里。
四方面军工兵营有100多位女性，她们大都在“肃反”中受到冤屈而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原本不被批准长征，但她们一路追随。为甩掉她们，部队故意飞速行军，不给她们提供粮食和发衣服，还骂她们是“跑反队”。这些姐妹毫不气馁，磨烂了脚也拼命追赶，并主动为主力红军抬担架、运弹药，没有丝毫怨言。最后，大部队终于接纳了她们。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七名女护士，到达平汉路的时候，部队为照顾她们，每人发了八块银元，让她们回家或就近找个穷苦人家做媳妇，以免掉队出危险。在“七仙女”中，戴觉敏是军参谋长戴季英的本家侄女，她和周东屏就去找戴季英，把银元扔在地上，坚决不脱离队伍。后来经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说情，她们才被允许随队继续长征。
【点评】性格率真追求执著
女性多的地方口角也多。毋庸讳言的是，参加长征的女性之间也有矛盾和摩擦。
男儿有泪不轻弹，倒不全是因为女性比男性的泪腺发达，而是因为她们经历的磨难是男性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情感都能淋漓尽致地发泄，正是这些长征女性性格的率真之处。红军战士渲泄感情的过程，恰恰表现出她们对未来目标的执著追求。
第五章 风霜雨雪摧（1）
——红军女战士的爱情之谜
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大都在24岁以下。
男战士血气方刚，女战士风华正茂，他（她）们正面临性和爱的问题，更何况中国当时还有早婚早育的习惯。
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女性的生理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人甚至连月经也停了。但女性渴望爱和被爱的天性是压抑不住的。
长征中红军夫妻的名单
下面是一份参加长征的女性及其丈夫的名单，名单并不全，后来也有过一些婚变。
长征前就已认识和结婚的有：邓颖超－周恩来，蔡畅－李富春，刘群先－博古，康克清－朱德，贺子珍－毛泽东，金维映－李维汉，钱希钧－毛泽民，李伯钊－杨尚昆，陈慧清－邓发，周越华－贺诚，廖似光－凯丰，肖月华－李德，谢小梅－罗明，曾玉－周子昆，蹇先任－贺龙，蹇先佛－萧克……
长征中或长征后结婚的则有：李坚真－邓振询，刘英－张闻天，邓六金－曾山，刘彩香－毕占云，王泉媛－王首道，张琴秋－陈昌浩，谢飞－刘少奇，钟月林－宋任穷，陈真仁－傅连暲，李桂英－余泽鸿，张文－洪学智，周东屏－徐海东，汪荣华－刘伯承，吴顺英－马树良，谭怀明－张忠，谢觉哉－王定国，李开芬－朱良才，马忆湘－晏福生……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夫妻之间仍设法保持着深厚的关爱之情。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患肺结核不停地咳血，周恩来百忙之中常看望她，反复叮嘱保重。过草地前，周恩来高烧昏迷不醒，邓颖超则抱病守护，用冰块做局部冷敷以降低体温。
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始终在一起，康克清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朱德，而且还成了贴身“警卫”。
任弼时与陈琮英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在长征中也相互鼓励走完了全程。任弼时患重病，没有人抬担架，由一个战士背着他行军；陈琮英就跟在后面用双手抬着他的脚，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
自井冈山以来，夫妻就有一条“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在长征中仍然有效。因此，多数女性平时见不到丈夫，一到宿营地，已婚的女性便开始焦急寻找丈夫，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见面都是莫大幸福。女战士张任弼时和陈琮英在延安窑洞前合影吉兰亲眼看见丈夫牺牲在路边，手里还攥着一颗尚未拉弦的手榴弹。她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又把丈夫最爱用的牙刷放进他的衣带，洗去其脸上的泥污，掩埋了尸体继续赶路。
不离不弃——长征中的爱情终于结果
长征途中，身材娇小的刘英拒绝了张闻天的求爱。她当时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他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甚至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大家都不脱衣服。长征到了瓦窑堡，稳定下来之后，两人才结了婚，共同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
汪荣华与刘伯承在长征中相识，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结束长征的前夕，两人举行了俭朴的婚礼。只有一只眼睛的“军神”1972年双目失明，1973年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但却活到1986年95岁高龄。50多年的坎坷曲折，没有妻子的体贴关怀，是很难想像的。
1935年10月，周东屏在陕北永坪镇嫁给了她精心护理多日的徐海东。没有聘礼，但许多领导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后，徐海东卧病在床30余年，周东屏也守护了30多年。
李贞虽然因为长征失去了生育能力，与甘泗淇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却收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被贺龙称赞为“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很多女性的结局带有悲剧色彩
因为种种原因，也有长征夫妻并没有白头偕老，而是劳燕分飞。
结婚名单中没有列入危拱之与叶剑英，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危拱之是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因“托派”问题曾被开除了党籍，在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的努力下，她才参加长征。长征结束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管历史上受过什么处分，都可以恢复党籍。于是她被恢复了党籍。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危拱之又被诬为特务，她又以自杀以示抗议（未成），后来被洗去了冤屈。新中国成立前后，她曾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但不久就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失去了工作能力，“文革”中遭受迫害，长期瘫痪卧床后去世。
抗战开始后，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等去苏联治病；她们的离去，或多或少都与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有关。
金维映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她与李维汉于1934年在瑞金结婚，去苏联治病期间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金维映牺牲于战火之中。
刘群先拖着病弱的身子走完了远征路程。抗战爆发后，她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博古在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指挥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心情郁闷；刘群先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她的精神终于崩溃。1939年，刘群先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送进精神病院。1941年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刘群先失踪，从此生死不明，被认定为牺牲于德军轰炸。
谢飞是海南岛上唯一参加长征的女性。到达陕北后，她与刘少奇结了婚，后来随刘少奇一起去了皖南开辟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婚姻也无疾而终。
肖月华的丈夫李德是德国人，在瑞金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她们的婚姻完全是由组织安排的，两人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都大不相同。长征到陕北之后，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肖月华在众姐妹的支持下，与李德办理了离婚手续，而李德不久就跟一位从国统区来的女演员结了婚。
“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
红军队伍中男多女少，两性比例严重失调，职务比较高、年龄比较大的男性在择偶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先权，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此一来，女性就处在被挑选的地位，她们的情感因素往往被忽略，加之思想工作做得不够，有“拉郎配”之嫌，这使她们很难接受，也为她们日后婚姻的不幸埋下伏笔。
红军左右路分兵之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对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谈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革命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红四方面军虽说吸收了不少女同志，还是男多女少。男同志够上结婚条件的，碰上哪个女同志，就可以同她结婚，不管女的愿不愿意，用不着讲什么美不美、丑不丑，有没有文化，性格如何。谈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这就没有不公平的问题了。”
张国焘这种不尊重妇女的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康克清的反对。她马上反驳道：“不管怎么讲，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结婚，起码要做到双方自愿，毕竟‘捆绑不成夫妻’！”
张国焘对爱情与婚姻的观点，与《西游记》中猪八戒“撞天婚”颇有些相似，实际上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包办婚姻”的翻版，只不过由“家长包办”变成了“组织包办”。虽然今天看来荒唐，但当时在以男性为主的军旅中，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点评】女性解放爱情动人
战火中的爱情，往往把最真挚、最淳朴的本质的美展现出来，这不是长征的点缀，而是长征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包含着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而妇女解放又包含着恋爱、结婚和离婚的自由。无论这些爱情的结局是否圆满，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第六章 身心遭打击（1）
——长征途中女性生育之谜
长征中的女性也有着人间的七情六欲，她们中有许多已经为人妻，而且正值育龄，她们渴望着与自己心爱的人有爱情的结晶。但无休止的征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把女性神圣的权利变成了一场噩梦。
由于当年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所限，遍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因此，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人间的婴儿，就成了最无辜的受难者，他们的母亲，也就成了付出巨大代价的最令人心碎的母亲。
为让产妇顺利分娩，阻击的战士付出了生命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这体现了决策者的一个基本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判断：此次西征转移的时间，不会比怀孕生育的周期更长。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
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经在母体中孕育。十月怀胎，瓜熟蒂落，而长征的终点却还遥不可及。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贺子珍在路边的茅屋里临盆。警卫员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给婴儿洗了身子，据说第二天用来打饭时，盆沿还沾着血迹。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时候，带队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块大洋、两块烟土和一封亲笔信说明情况。贺子珍不久就在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时体内仍残留着弹片。
同样在过赤水河之时，陈慧清也分娩了。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下直打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骂丈夫的方法减轻痛苦。长征过云南的时候，邓发曾让她留在当地百姓家，她没有答应：这里没有群众基础，语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董必武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产妇宫缩和追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董必武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董振堂：女红军战士正在生孩子，请他务必顶住。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来。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邓颖超为她们取名长征“双凤”，与其他散失在民间的孩子一样，至今“双凤”仍然没有下落。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怀孕7个月便早产了，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下一个男婴，她只能将孩子和身上仅有的几块钱送给了一家老乡。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怀孕本已被划出参加长征的名单，她却偷着追上队伍，翻越老山界不久就生产了。产后几个小时后部队就要出发，当地又找不到老乡可以寄养，曾玉只好把赤身裸体的婴儿放在一把稻草上含泪黯然离去。产后没吃的，只搞到一碗豌豆苗，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包奶粉送给了她。
第一位女将军终生未育
贺子珍和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李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举行着俭朴而又热烈的婚礼。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李贞身为六军团组织部长，此时已怀孕3个月，组织上动员她留在根据地，她哭着要求随队，表示爬也要跟上红军，保证不增加部队麻烦。果然，配给她的勤务兵被她派到前线，马匹送给了伤病员，帐篷则与其他战友共用。
1936年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草地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使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产妇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奶水是必然的，小生命含着干瘪的乳头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孩子夭折，产后虚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心，这位后来新中国第一位授军衔的女将军一生没有留下孩子。
即?
长征开始之前，中央原定30名女性要编成一个队，同总政治部的队伍一起行军。但这一方案并没有实施，女性被分散编入红星纵队和红章纵队里。
但麻烦也来了。由谁来背米，谁来做饭，以及做多做少等等，都不好安排。刘群先向《续西行漫记》的作者斯诺夫人披露：“在长征中，女同志们时常跟党的负责人员吵嘴，因为她们得不到足够的粮食，以至有时候相互间竟抢着吃。每一个人都想吃饭，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米，因此我们不得不调查究竟是不是每个人都带了她自己的米粮。女人们吃的食物跟男人们的一样，别的待遇亦没有一点不同。”
部队到达城口的时候，刘群先找到周恩来，提出把所有的女红军集中起来，单独成立一个妇女队。周恩来同意她的建议，任命刘群先当队长，归军委总政治部领导，要求她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在行军途中搞宣传，讲党的政策，鼓舞士气，还给她们配备了七匹马。
她们做了简单分工：李伯钊走在队伍的前头，负责安排食物；其他由刘群先负责；有时则两人一道，去找寻财产应予没收的地主。
妇女队只存在了一个月，到遵义后她们各自回到原单位从事看护或做政治工作，妇女队也就解散了。
过草地的时候，泼辣的刘群先与身体羸弱的蔡畅，也为食物问题吵过嘴。刘群先身体好，喜动，消耗大，自然吃得多；加上缺盐少油，成天吃青草，无时不感到肚子饿。但经常害病、饭量较小的蔡畅却要刘群先尽量少吃。不过吵完不久，大家还是和好如初，互相照顾。
青草成了女红军的主食，刘群先在分发“食物”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多给蔡畅一点嫩草。邓六金吃野菜中毒，腹部剧痛走不动路，掉队就可能牺牲，瘦弱单薄的危秀英架着她一步一步走。谢飞发现姐妹们的草鞋烂了，找了块马皮割成几块分给大家，用刀穿个洞后拴上绳子绑在脚上，才保障了行军。
“跑反队”终被接纳，“七仙女”拒绝嫁人
中央红军刚长征时，行军速度很快，女性跟得非常辛苦，很多人脚上磨出泡，落在后头，引起一些男性的不满，说她们拖了后腿。组成妇女队之后，刘群先把总部配备的七匹马拿出五匹，让身体病弱的姐妹骑和驮炊具，剩下两匹给四名孕妇轮换着骑，这样行军速度有了很大提高，饭量大的女兵也能吃饱了。
有人羡慕或嫉妒女性骑马，尤其是一些伤员。还有人无端猜忌女人们一定得到较好的待遇和食粮，风言风语也传到女性耳朵里。
四方面军工兵营有100多位女性，她们大都在“肃反”中受到冤屈而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原本不被批准长征，但她们一路追随。为甩掉她们，部队故意飞速行军，不给她们提供粮食和发衣服，还骂她们是“跑反队”。这些姐妹毫不气馁，磨烂了脚也拼命追赶，并主动为主力红军抬担架、运弹药，没有丝毫怨言。最后，大部队终于接纳了她们。
红二十五军参加长征的有七名女护士，到达平汉路的时候，部队为照顾她们，每人发了八块银元，让她们回家或就近找个穷苦人家做媳妇，以免掉队出危险。在“七仙女”中，戴觉敏是军参谋长戴季英的本家侄女，她和周东屏就去找戴季英，把银元扔在地上，坚决不脱离队伍。后来经军政委吴焕先和副军长徐海东说情，她们才被允许随队继续长征。
【点评】性格率真追求执著
女性多的地方口角也多。毋庸讳言的是，参加长征的女性之间也有矛盾和摩擦。
男儿有泪不轻弹，倒不全是因为女性比男性的泪腺发达，而是因为她们经历的磨难是男性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情感都能淋漓尽致地发泄，正是这些长征女性性格的率真之处。红军战士渲泄感情的过程，恰恰表现出她们对未来目标的执著追求。
第五章 风霜雨雪摧（1）
——红军女战士的爱情之谜
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大都在24岁以下。
男战士血气方刚，女战士风华正茂，他（她）们正面临性和爱的问题，更何况中国当时还有早婚早育的习惯。
由于环境艰苦、营养不良，女性的生理受到严重的影响，很多人甚至连月经也停了。但女性渴望爱和被爱的天性是压抑不住的。
长征中红军夫妻的名单
下面是一份参加长征的女性及其丈夫的名单，名单并不全，后来也有过一些婚变。
长征前就已认识和结婚的有：邓颖超－周恩来，蔡畅－李富春，刘群先－博古，康克清－朱德，贺子珍－毛泽东，金维映－李维汉，钱希钧－毛泽民，李伯钊－杨尚昆，陈慧清－邓发，周越华－贺诚，廖似光－凯丰，肖月华－李德，谢小梅－罗明，曾玉－周子昆，蹇先任－贺龙，蹇先佛－萧克……
长征中或长征后结婚的则有：李坚真－邓振询，刘英－张闻天，邓六金－曾山，刘彩香－毕占云，王泉媛－王首道，张琴秋－陈昌浩，谢飞－刘少奇，钟月林－宋任穷，陈真仁－傅连暲，李桂英－余泽鸿，张文－洪学智，周东屏－徐海东，汪荣华－刘伯承，吴顺英－马树良，谭怀明－张忠，谢觉哉－王定国，李开芬－朱良才，马忆湘－晏福生……
在艰苦的长征途中，夫妻之间仍设法保持着深厚的关爱之情。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患肺结核不停地咳血，周恩来百忙之中常看望她，反复叮嘱保重。过草地前，周恩来高烧昏迷不醒，邓颖超则抱病守护，用冰块做局部冷敷以降低体温。
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妻子康克清在长征中始终在一起，康克清不仅在生活上照顾朱德，而且还成了贴身“警卫”。
任弼时与陈琮英是指腹为婚的“娃娃亲”，在长征中也相互鼓励走完了全程。任弼时患重病，没有人抬担架，由一个战士背着他行军；陈琮英就跟在后面用双手抬着他的脚，翻过一座又一座高山。
自井冈山以来，夫妻就有一条“星期六晚上见面”的规定，在长征中仍然有效。因此，多数女性平时见不到丈夫，一到宿营地，已婚的女性便开始焦急寻找丈夫，哪怕只有几分钟的见面都是莫大幸福。女战士张任弼时和陈琮英在延安窑洞前合影吉兰亲眼看见丈夫牺牲在路边，手里还攥着一颗尚未拉弦的手榴弹。她哭得昏死过去，醒来后又把丈夫最爱用的牙刷放进他的衣带，洗去其脸上的泥污，掩埋了尸体继续赶路。
不离不弃——长征中的爱情终于结果
长征途中，身材娇小的刘英拒绝了张闻天的求爱。她当时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工作，根本没有两性那种感情。他们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一起生活，有时甚至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大家都不脱衣服。长征到了瓦窑堡，稳定下来之后，两人才结了婚，共同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
汪荣华与刘伯承在长征中相识，在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结束长征的前夕，两人举行了俭朴的婚礼。只有一只眼睛的“军神”1972年双目失明，1973年丧失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生活自理能力，但却活到1986年95岁高龄。50多年的坎坷曲折，没有妻子的体贴关怀，是很难想像的。
1935年10月，周东屏在陕北永坪镇嫁给了她精心护理多日的徐海东。没有聘礼，但许多领导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后，徐海东卧病在床30余年，周东屏也守护了30多年。
李贞虽然因为长征失去了生育能力，与甘泗淇没有一个亲生子女，但却收养了20多位烈士的遗孤，被贺龙称赞为“两个模范干部，一对革命夫妻”。
很多女性的结局带有悲剧色彩
因为种种原因，也有长征夫妻并没有白头偕老，而是劳燕分飞。
结婚名单中没有列入危拱之与叶剑英，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没有维持多久。危拱之是瑞金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因“托派”问题曾被开除了党籍，在军委四局局长叶剑英的努力下，她才参加长征。长征结束之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凡是经过长征考验的，不管历史上受过什么处分，都可以恢复党籍。于是她被恢复了党籍。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危拱之又被诬为特务，她又以自杀以示抗议（未成），后来被洗去了冤屈。新中国成立前后，她曾担任过赤峰市委书记，但不久就得了严重的肺结核失去了工作能力，“文革”中遭受迫害，长期瘫痪卧床后去世。
抗战开始后，贺子珍、刘群先、金维映等去苏联治病；她们的离去，或多或少都与家庭矛盾和情感纠葛有关。
金维映长着一头黑发，脸皮白净。她与李维汉于1934年在瑞金结婚，去苏联治病期间因为和苏方人员发生争吵，被送进一家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德国飞机轰炸莫斯科，金维映牺牲于战火之中。
刘群先拖着病弱的身子走完了远征路程。抗战爆发后，她同博古先后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重庆办事处工作。博古在中央苏区和长征初期指挥失误，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心情郁闷；刘群先与博古情感上的危机也日渐加深，她的精神终于崩溃。1939年，刘群先被安排去苏联治疗，也被送进精神病院。1941年在苏联卫国战争的莫斯科保卫战期间，刘群先失踪，从此生死不明，被认定为牺牲于德军轰炸。
谢飞是海南岛上唯一参加长征的女性。到达陕北后，她与刘少奇结了婚，后来随刘少奇一起去了皖南开辟革命根据地。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的婚姻也无疾而终。
肖月华的丈夫李德是德国人，在瑞金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她们的婚姻完全是由组织安排的，两人的脾气秉性、生活习惯都大不相同。长征到陕北之后，已经有了一个孩子的肖月华在众姐妹的支持下，与李德办理了离婚手续，而李德不久就跟一位从国统区来的女演员结了婚。
“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
红军队伍中男多女少，两性比例严重失调，职务比较高、年龄比较大的男性在择偶方面有着一定的优先权，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此一来，女性就处在被挑选的地位，她们的情感因素往往被忽略，加之思想工作做得不够，有“拉郎配”之嫌，这使她们很难接受，也为她们日后婚姻的不幸埋下伏笔。
红军左右路分兵之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对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谈过这样一段话：“现在革命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自由恋爱、自由结婚？红四方面军虽说吸收了不少女同志，还是男多女少。男同志够上结婚条件的，碰上哪个女同志，就可以同她结婚，不管女的愿不愿意，用不着讲什么美不美、丑不丑，有没有文化，性格如何。谈恋爱耽误时间，全靠碰运气，这就没有不公平的问题了。”
张国焘这种不尊重妇女的态度，理所当然地遭到康克清的反对。她马上反驳道：“不管怎么讲，在我们革命队伍里结婚，起码要做到双方自愿，毕竟‘捆绑不成夫妻’！”
张国焘对爱情与婚姻的观点，与《西游记》中猪八戒“撞天婚”颇有些相似，实际上就是打着“革命”旗号的“包办婚姻”的翻版，只不过由“家长包办”变成了“组织包办”。虽然今天看来荒唐，但当时在以男性为主的军旅中，还是有一定市场的。
【点评】女性解放爱情动人
战火中的爱情，往往把最真挚、最淳朴的本质的美展现出来，这不是长征的点缀，而是长征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民主革命，包含着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而妇女解放又包含着恋爱、结婚和离婚的自由。无论这些爱情的结局是否圆满，都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第六章 身心遭打击（1）
——长征途中女性生育之谜
长征中的女性也有着人间的七情六欲，她们中有许多已经为人妻，而且正值育龄，她们渴望着与自己心爱的人有爱情的结晶。但无休止的征战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却把女性神圣的权利变成了一场噩梦。
由于当年的物质条件和科学水平所限，遍查红色革命根据地的史料，均没有发现关于避孕和节育的记载。因此，在最不合时宜的时刻来到人间的婴儿，就成了最无辜的受难者，他们的母亲，也就成了付出巨大代价的最令人心碎的母亲。
为让产妇顺利分娩，阻击的战士付出了生命
长征出发前，中央红军做了严格规定：路上谁也不准带孩子，不论职务多高。这体现了决策者的一个基本1937年春，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判断：此次西征转移的时间，不会比怀孕生育的周期更长。所有参加长征的母亲都把孩子留在了根据地。
始料不及的是，一些生命已经在母体中孕育。十月怀胎，瓜熟蒂落，而长征的终点却还遥不可及。
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和邓发的妻子陈慧清是最先体验征途分娩和骨肉分离之苦的女性。
在红军渡过赤水河后的一个雨夜，贺子珍在路边的茅屋里临盆。警卫员用平时洗脸兼盛饭用的脸盆给婴儿洗了身子，据说第二天用来打饭时，盆沿还沾着血迹。孩子寄养在老乡家的时候，带队的董必武特意留下了30块大洋、两块烟土和一封亲笔信说明情况。贺子珍不久就在空袭中被炸伤，身上中了17块弹片，一直到去世时体内仍残留着弹片。
同样在过赤水河之时，陈慧清也分娩了。由于难产，她疼得在地下直打滚，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用骂丈夫的方法减轻痛苦。长征过云南的时候，邓发曾让她留在当地百姓家，她没有答应：这里没有群众基础，语长征到达陕北后的董必武言又不通，留下就意味着死亡。
产妇宫缩和追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董必武派人告诉断后的红五军团董振堂：女红军战士正在生孩子，请他务必顶住。董振堂命令一个团的战士勇猛阻击，顶了两个多小时，直到生完孩子才撤下来。有的指挥员不理解：为了一个婴儿，牺牲这么多战士值得吗？董振堂说：“我们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邓颖超为她们取名长征“双凤”，与其他散失在民间的孩子一样，至今“双凤”仍然没有下落。
凯丰的妻子廖似光怀孕7个月便早产了，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生下一个男婴，她只能将孩子和身上仅有的几块钱送给了一家老乡。周子昆的妻子曾玉因怀孕本已被划出参加长征的名单，她却偷着追上队伍，翻越老山界不久就生产了。产后几个小时后部队就要出发，当地又找不到老乡可以寄养，曾玉只好把赤身裸体的婴儿放在一把稻草上含泪黯然离去。产后没吃的，只搞到一碗豌豆苗，在总政治部工作的蔡畅拿出了自己仅有的一包奶粉送给了她。
第一位女将军终生未育
贺子珍和陈慧清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李贞和甘泗淇正在任弼时的主持下举行着俭朴而又热烈的婚礼。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17万余人从桑植出发开始长征。李贞身为六军团组织部长，此时已怀孕3个月，组织上动员她留在根据地，她哭着要求随队，表示爬也要跟上红军，保证不增加部队麻烦。果然，配给她的勤务兵被她派到前线，马匹送给了伤病员，帐篷则与其他战友共用。
1936年7月中旬，部队进入茫茫草地，草地没有净水，也没有给养。过度劳累加上营养不良，使怀孕7个月的李贞早产。产妇没有营养补充，没有奶水是必然的，小生命含着干瘪的乳头饿得哇哇直哭。热心的战友们送来了破衣服作尿布，送来了他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的青稞面，但这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没走出草地，这个可怜的小生命便夭折了。孩子夭折，产后虚弱，疾患侵袭，重重打击，使李贞倒下了，她常常昏迷不醒。艰苦生活严重摧残了她的身心，这位后来新中国第一位授军衔的女将军一生没有留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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