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部分
>有留下孩子。
即将分娩的女性指挥着部队突围
红四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女性最多，经历最为曲折复杂，面临的生育问题也最大，究竟有多少女性产下多少婴儿，没有人确切统计过。
张琴秋早年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浙江同乡沈雁冰（茅盾）和他的弟弟沈泽民，并于1925年11月与沈泽民结婚。沈泽民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后担任中央住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他被留下打游击，1933年11月底因肺病加疟疾而病逝。
沈泽民牺牲后，张琴秋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了婚。长征途中她也怀了孕。1937年1月下旬，西路军总部直属队遭到敌人伏击，身为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却腹痛阵阵，快要分娩了。她是忍着剧痛，顽强指挥部队突围的。后来孩子也没有留下来。
在卫生和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常说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跨进地狱之门。长征中的产妇，恐怕大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死亡之门。产妇是如此，孩子更是如此。据掩埋过孩子遗体的红军战士回忆，孩子死去的时候，小小的拳头基本上都是紧握的，仿佛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活着的婴儿是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长征中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跟随父母完成了长征，他们成了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姐姐叫蹇先任，妹妹叫蹇先佛。姐姐嫁给了贺龙，妹妹则嫁给了副总指挥萧克。姐妹俩本是名门闺秀，姐姐还是湘西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红军，1929年就参加了在当地打游击的贺龙的部队，成为部队的文化教员，被贺龙尊称为“蹇先生”。1935年11月，部队出发前20天，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婴。此时恰好前方传来胜利的捷报，姨夫萧克给孩子取名为贺捷生。
二方面军长征采取了休整一段再跃进一段的方式，因此个别婴儿被允许携带行军，小捷生就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随队出征。有时一晚上要转移七八次，掉队就可能被俘，蹇先任背着女儿在漆黑的夜里翻山越岭，身上跌得伤痕累累，衣服被荆棘划得破烂不堪。怕女儿哭声大招来敌人，母亲就把婴儿用布裹在胸前，只要孩子一哭，就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一次孩子被憋得脸色青紫，母亲真是心痛如刀绞。
蹇先佛在松潘草地生下了一个男婴，姐姐蹇先任亲手接生。李伯钊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粮食送给了产妇，自己却饿得差点走不出草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蹇先佛担心拖累萧克和部队，就带着孩子走了8天，到了中央所在地保安。
二方面军在阿坝地区进入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快要临产了。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之后，受到凉水的刺激，她的孩子在苗家的羊圈里呱呱坠地了，任弼时为女儿起名“远征”。分娩过程极不顺利，幸亏接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医术高超才转危为安。这对夫妻共生育了9个子女，其中5个都在斗争环境中夭折失散。任弼时把采到的野菜嫩的留给陈琮英，老的自己吃。妻子没有奶水，任弼时将缝衣针改成鱼钩去河边钓鱼，朱德也来帮忙，给产妇滋补身子。任弼时曾想把孩子留在老乡家，遭到了战士们反对，他们要轮流背着孩子长征。后来重病在身的任弼时缝了个布袋，把孩子背在背上，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产后的妻子上路。
【点评】母性伟大艰苦难忘
廖承志在长征胜利30年之后，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画了一幅长征中母亲给新生婴儿喂奶的画，送给女儿廖茗，并附言道：“你们是在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中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
女性分娩之痛是暂时的，但通过长征所表现出来的母性之伟大，却是永恒的。长征中牺牲了无数生命，却又是为了解救更多的生命，红军女战士们的艰难生育同样也体现出这一点。
第七章 命运多乖蹇（1）
——长征女性遭遇磨难之谜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除西路军之外，绝大部分参加长征的女性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她们能否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长征又是如何影响她们一生的？
“三不准”的禁令终于被打破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安顿下来。虽然没有正式颁布过文件，但长征中“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不准结婚、结了婚不许生孩子”的禁令，无形之中被解除。
1935年9月，最先结束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与部队中的“七仙女”之一周东屏结婚。当时徐海东重伤未愈，结婚之后周东屏照顾起来更方便。
陈真仁与傅连暲也是在长征路上相识的，会宁会师后的一个月，他们在宁夏的同心城结婚。
张闻天和刘英刘英与张闻天是在瓦窑堡结婚的，洞房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地。两人原本在1929年苏联留学时便相识，长征途中经常接触。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张闻天突然向刘英求婚，刘英没有答应。长征到陕北后，有了落脚的安定条件，刘英才答应张闻天的求婚。
1935年底党中央迁到瓦窑堡之后，李坚贞与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邓振询（邓仲铭）举行了婚礼。抗战爆发后，李坚贞随丈夫一起南下参加新四军的改编工作。
那些还没有恋爱对象的女性，组织则开始为她们张罗婚事。
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她们都攀了高枝，嫁了高干。女红军吴顺英由人介绍，嫁给了战斗英雄马树良——这是一位残疾军人，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女红军中也有不服从组织介绍的。例如，谭怀明（后改名岳克）在红军大学工作，领导给她介绍一位红军的师级干部作为恋爱对象，性格泼辣的她一口回绝了，原因是男方年龄偏大：“我找的是老公，不是找靠山。”后来，她选中了红军大学青年教导大队23岁年轻英俊的政委张忠，两人结了婚，生活也很美满。
没人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团长
走上长征路的女性也许并不知道，一些人的苦难并不会因为长征结束而完结。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她们遭遇的不幸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
李桂英在女红军中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她和丈夫戴元怀于1935年2月被一起留在川黔滇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还不到一个月，戴元怀就牺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给了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可他们的孩子出生还不到3天，余泽鸿也牺牲了，孩子只好送给了老乡。1936年1月她被捕入狱，抗战爆发之后才出狱，参加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周恩来曾经感叹地说：“李桂英在长征中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的比我们都要艰难啊！”
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女团长王泉媛练就了一身武艺，她在瑞金中央马克思大学学习期间，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校第二。她与王首道是经过特批在长征队伍到达遵义时结的婚。当中央红军中的绝大部分姐妹都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她于1936年8月被上级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随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血战失败后，她在祁连山南山的梨园口被马家军俘虏。在监狱中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由于她长得漂亮，气质又好，马步青想娶她做姨太太，她只好被迫认马步青的老婆当了干妈。不料，她却被迫嫁给马步青手下的团长马进昌做了小老婆，直到1939年3月才只身逃出马家大院。她找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当时对失散人员有严格的规定：离队一年的可以回队，两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她身上没有任何证明，办事处的人给了她几块大洋，打发她回了江西吉安的老家。后来她嫁给了家乡的一位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解放后，当地人还不知道她就是红军著名的女团长。直到76岁的时候，她才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国家分给她一套公寓，她收养了6名孤儿相依为命。
1935年4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谢小梅和罗明夫妇两人离开长征的队伍，留在了贵州搞地方根据地建设，不久被捕。谢小梅用随身保藏的金戒指贿赂法官，夫妇才得以出狱，流落到贵阳。谢小梅给有钱人做了女佣，罗明则当了扫大街的。后来，两人又被叛徒出卖，经历了九死一生。被保释出狱后，罗明病重不能干活，靠谢小梅糊信封勉强维持生活。抗战开始后，这对夫妇改了名字，成了“党外爱国人士”，谢小梅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百货公司采买员，1981年3月才被恢复党籍。
脚下路走完，笔下树丰碑
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有“赤色明星”之称，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能写能导，在长征途中创作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1950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第一个把长征题材搬上文艺舞台，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上演后，引起强烈反响，每当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剧场里掌声雷动。歌剧融进了红军战歌、根据地和长征经过地区的民歌，前后写了17稿，聂荣臻、肖华、陈锡联、李涛都是军事顾问，老舍和曹禺也从结构和人物上提过意见，导演过《龙须沟》的焦菊隐出任导演。
毛泽东看完《长征》后，专门委托女儿向李伯钊转达了意见：“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哩，应当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怎么行哩？”
李伯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歌剧改编成话剧《北上》，增加其他几个方面军长征的内容。1978年2月，历尽艰险的话剧《北上》终于最后脱稿，舞台上从此又多了周恩来、朱德等领袖形象；而李伯钊却在运动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脑血栓。
马忆湘的《朝阳花》，是由女性亲历者创作的第一篇反映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她10岁当了童养媳，13岁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因为她生的白净秀气，曾被政治部门误当做地主土豪家的孩子而受到审查，并险些被赶出红军队伍。在贵州，她险些在大雨中滑入山谷，是贺龙把她拉了上来。马忆湘只在陕北云岩工读学校读过几个月书，构思和写作《朝阳花》花了她十多年的时间。小说以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为题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长征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小说于20世纪60年代付梓以后，立刻受到读者的追捧，截止到1978年，印刷了10次，累计印数达100万册，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当时，她把自己的1万元稿费一分不剩地全部交了党费。
【点评】走过长征心中无悔
人们用脚走出的长征，即使路再长，也有到达终点的那一天。但留在人们，尤其是女性亲历者心中的长征，却永远没有终点。
长征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战斗。据统计，仅中央红军就渡过了22条河流，爬过20座高山，其中5座终年积雪，占领过62座城镇，这些地方几乎都留下过这些可敬女性纤纤的足迹。
她们不曾忘却长征，后人也不会忘记她们。
第七部分 民族策略之谜
第一章 秋毫无犯（1）
——红军民族政策之谜
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主要活动在西南、西北地区，那里是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苗、瑶、壮、侗、水、土家、布依、白、纳西、彝、羌、藏、回、裕固、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此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段艰难的历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人篇章——苗寨反奸、彝海结盟、羌民支前、藏区建政、回族拥军……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民族政策的胜利。
白崇禧派奸细到红军营地放火
中共中央在1922年7月制定的党的二大《宣言》、1923年6月为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中，都强调了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的原则。不过在长征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汉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经济与文化、风俗与宗教还缺乏细致的了解，也很少有实践的机会。
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云南中甸时，藏民组成采购组，
帮助红军向寺庙购买青稞。这是贺龙颁发的委任令
中央红军长征，不到两个月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突破湘江进入广西北部山区，那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聚居区。当地民众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出现了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的心理。红军到达当地后，沿用在汉族地区打土豪的办法，打击反动寨主并没收其财物分给穷人，许多群众因阶级利益的一致消除了民族隔阂，拥护红军。不过苗族区域也有一些寨主组织武装与红军对抗。
红军经过广西北部时，军阀白崇禧派出一些别动队员，并雇用地痞流氓，让他们穿上红军掉队被俘人员的服装，利用夜晚去纵火，造成红军宿营地不断发生火灾。据干部团的人回忆，越过老山界进入苗民区域的第四天，寨子里便火光冲天，大家惊醒后急忙抢救，随后还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
夜宿龙坪寨的周恩来有一次也险遭不测。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一天晚上“夜间12点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喊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我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龙坪寨起火当夜，周恩来马上召集开会，指示保卫局局长邓发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经过彻夜清查，三个混入的人被抓到，他们承认是桂系军阀派来的放火者。当晚，朱德总司令专门颁布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此后，红军抓到纵火者，都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一些人出于对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憎恨，还当场要求参军。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藏区，起初仍想按照在苏区打土豪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拥护，但发现多数藏民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少数未跑的藏民多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种无情的现实，使红军以往的办法失灵，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策。
藏区统战：改打土豪为团结上层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进入藏区后，同当地群众难以接触，筹粮困难，部队生存面临着巨大威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在这种特殊的民族区域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
即将分娩的女性指挥着部队突围
红四方面军中参加长征的女性最多，经历最为曲折复杂，面临的生育问题也最大，究竟有多少女性产下多少婴儿，没有人确切统计过。
张琴秋早年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浙江同乡沈雁冰（茅盾）和他的弟弟沈泽民，并于1925年11月与沈泽民结婚。沈泽民是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后担任中央住鄂豫皖分局书记、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之后，他被留下打游击，1933年11月底因肺病加疟疾而病逝。
沈泽民牺牲后，张琴秋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了婚。长征途中她也怀了孕。1937年1月下旬，西路军总部直属队遭到敌人伏击，身为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张琴秋却腹痛阵阵，快要分娩了。她是忍着剧痛，顽强指挥部队突围的。后来孩子也没有留下来。
在卫生和医疗条件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常说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脚跨进地狱之门。长征中的产妇，恐怕大半个身子都已经进了死亡之门。产妇是如此，孩子更是如此。据掩埋过孩子遗体的红军战士回忆，孩子死去的时候，小小的拳头基本上都是紧握的，仿佛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不满。
活着的婴儿是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长征中也有个别婴儿幸运地活了下来，并且跟随父母完成了长征，他们成了年龄最小的长征参与者。
红二方面军的长征队伍中，有一对漂亮的姐妹花，姐姐叫蹇先任，妹妹叫蹇先佛。姐姐嫁给了贺龙，妹妹则嫁给了副总指挥萧克。姐妹俩本是名门闺秀，姐姐还是湘西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女红军，1929年就参加了在当地打游击的贺龙的部队，成为部队的文化教员，被贺龙尊称为“蹇先生”。1935年11月，部队出发前20天，蹇先任生下了一个女婴。此时恰好前方传来胜利的捷报，姨夫萧克给孩子取名为贺捷生。
二方面军长征采取了休整一段再跃进一段的方式，因此个别婴儿被允许携带行军，小捷生就被母亲用布带绑在怀里，随队出征。有时一晚上要转移七八次，掉队就可能被俘，蹇先任背着女儿在漆黑的夜里翻山越岭，身上跌得伤痕累累，衣服被荆棘划得破烂不堪。怕女儿哭声大招来敌人，母亲就把婴儿用布裹在胸前，只要孩子一哭，就用奶头堵住孩子的嘴，有一次孩子被憋得脸色青紫，母亲真是心痛如刀绞。
蹇先佛在松潘草地生下了一个男婴，姐姐蹇先任亲手接生。李伯钊把自己仅剩的一点粮食送给了产妇，自己却饿得差点走不出草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蹇先佛担心拖累萧克和部队，就带着孩子走了8天，到了中央所在地保安。
二方面军在阿坝地区进入草地，任弼时的妻子陈琮英快要临产了。趟过一条齐腰深的河之后，受到凉水的刺激，她的孩子在苗家的羊圈里呱呱坠地了，任弼时为女儿起名“远征”。分娩过程极不顺利，幸亏接生的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傅连暲医术高超才转危为安。这对夫妻共生育了9个子女，其中5个都在斗争环境中夭折失散。任弼时把采到的野菜嫩的留给陈琮英，老的自己吃。妻子没有奶水，任弼时将缝衣针改成鱼钩去河边钓鱼，朱德也来帮忙，给产妇滋补身子。任弼时曾想把孩子留在老乡家，遭到了战士们反对，他们要轮流背着孩子长征。后来重病在身的任弼时缝了个布袋，把孩子背在背上，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扶着产后的妻子上路。
【点评】母性伟大艰苦难忘
廖承志在长征胜利30年之后，根据自己亲眼所见，画了一幅长征中母亲给新生婴儿喂奶的画，送给女儿廖茗，并附言道：“你们是在温暖暖、软绵绵的温室中长大的，千万要警惕，不要忘了本。”
女性分娩之痛是暂时的，但通过长征所表现出来的母性之伟大，却是永恒的。长征中牺牲了无数生命，却又是为了解救更多的生命，红军女战士们的艰难生育同样也体现出这一点。
第七章 命运多乖蹇（1）
——长征女性遭遇磨难之谜
随着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除西路军之外，绝大部分参加长征的女性完成了她们的历史使命。她们能否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长征又是如何影响她们一生的？
“三不准”的禁令终于被打破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人们的生活逐渐安顿下来。虽然没有正式颁布过文件，但长征中“不准谈恋爱、谈了恋爱不准结婚、结了婚不许生孩子”的禁令，无形之中被解除。
1935年9月，最先结束长征的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与部队中的“七仙女”之一周东屏结婚。当时徐海东重伤未愈，结婚之后周东屏照顾起来更方便。
陈真仁与傅连暲也是在长征路上相识的，会宁会师后的一个月，他们在宁夏的同心城结婚。
张闻天和刘英刘英与张闻天是在瓦窑堡结婚的，洞房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地。两人原本在1929年苏联留学时便相识，长征途中经常接触。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后，张闻天突然向刘英求婚，刘英没有答应。长征到陕北后，有了落脚的安定条件，刘英才答应张闻天的求婚。
1935年底党中央迁到瓦窑堡之后，李坚贞与红五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邓振询（邓仲铭）举行了婚礼。抗战爆发后，李坚贞随丈夫一起南下参加新四军的改编工作。
那些还没有恋爱对象的女性，组织则开始为她们张罗婚事。
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她们都攀了高枝，嫁了高干。女红军吴顺英由人介绍，嫁给了战斗英雄马树良——这是一位残疾军人，当时是中央党校的大队长兼军事教员。
女红军中也有不服从组织介绍的。例如，谭怀明（后改名岳克）在红军大学工作，领导给她介绍一位红军的师级干部作为恋爱对象，性格泼辣的她一口回绝了，原因是男方年龄偏大：“我找的是老公，不是找靠山。”后来，她选中了红军大学青年教导大队23岁年轻英俊的政委张忠，两人结了婚，生活也很美满。
没人知道她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女团长
走上长征路的女性也许并不知道，一些人的苦难并不会因为长征结束而完结。难能可贵的是，尽管她们遭遇的不幸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中没有一个叛党变节的。
李桂英在女红军中占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放开缠脚布、第一个剪去长辫子，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婚约。她和丈夫戴元怀于1935年2月被一起留在川黔滇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还不到一个月，戴元怀就牺牲了。不久，李桂英又嫁给了纵队政治部主任余泽鸿。可他们的孩子出生还不到3天，余泽鸿也牺牲了，孩子只好送给了老乡。1936年1月她被捕入狱，抗战爆发之后才出狱，参加了组建新四军的工作。周恩来曾经感叹地说：“李桂英在长征中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的比我们都要艰难啊！”
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女团长王泉媛练就了一身武艺，她在瑞金中央马克思大学学习期间，军事技术、战术和指挥的毕业考试成绩名列全校第二。她与王首道是经过特批在长征队伍到达遵义时结的婚。当中央红军中的绝大部分姐妹都已经胜利到达陕北的时候，她于1936年8月被上级调到妇女先锋团任团长，随西路军远征河西走廊。血战失败后，她在祁连山南山的梨园口被马家军俘虏。在监狱中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由于她长得漂亮，气质又好，马步青想娶她做姨太太，她只好被迫认马步青的老婆当了干妈。不料，她却被迫嫁给马步青手下的团长马进昌做了小老婆，直到1939年3月才只身逃出马家大院。她找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但当时对失散人员有严格的规定：离队一年的可以回队，两年的调查，三年的不收。她身上没有任何证明，办事处的人给了她几块大洋，打发她回了江西吉安的老家。后来她嫁给了家乡的一位烈士后代，下地种田，自食其力。解放后，当地人还不知道她就是红军著名的女团长。直到76岁的时候，她才享受到相应的待遇，国家分给她一套公寓，她收养了6名孤儿相依为命。
1935年4月，按照中央的指示，谢小梅和罗明夫妇两人离开长征的队伍，留在了贵州搞地方根据地建设，不久被捕。谢小梅用随身保藏的金戒指贿赂法官，夫妇才得以出狱，流落到贵阳。谢小梅给有钱人做了女佣，罗明则当了扫大街的。后来，两人又被叛徒出卖，经历了九死一生。被保释出狱后，罗明病重不能干活，靠谢小梅糊信封勉强维持生活。抗战开始后，这对夫妇改了名字，成了“党外爱国人士”，谢小梅当过图书馆管理员、百货公司采买员，1981年3月才被恢复党籍。
脚下路走完，笔下树丰碑
李伯钊在中央苏区有“赤色明星”之称，不仅能歌善舞，而且能写能导，在长征途中创作了许多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戏剧、歌舞。1950年，李伯钊创作了歌剧《长征》，第一个把长征题材搬上文艺舞台，第一次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毛泽东的艺术形象。上演后，引起强烈反响，每当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出现在舞台上时，剧场里掌声雷动。歌剧融进了红军战歌、根据地和长征经过地区的民歌，前后写了17稿，聂荣臻、肖华、陈锡联、李涛都是军事顾问，老舍和曹禺也从结构和人物上提过意见，导演过《龙须沟》的焦菊隐出任导演。
毛泽东看完《长征》后，专门委托女儿向李伯钊转达了意见：“写革命、写长征我都赞成，但不能拿我毛泽东当菩萨拜哟！党内有那么多好同志，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就拿长征来说，有几个方面军哩，有那么多领导同志哩，应当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写几个方面军的同志，没有他们，我毛泽东独龙能下雨吗？光写我怎么行哩？”
李伯钊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将歌剧改编成话剧《北上》，增加其他几个方面军长征的内容。1978年2月，历尽艰险的话剧《北上》终于最后脱稿，舞台上从此又多了周恩来、朱德等领袖形象；而李伯钊却在运动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患了脑血栓。
马忆湘的《朝阳花》，是由女性亲历者创作的第一篇反映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她10岁当了童养媳，13岁参加了红军。长征途中，因为她生的白净秀气，曾被政治部门误当做地主土豪家的孩子而受到审查，并险些被赶出红军队伍。在贵州，她险些在大雨中滑入山谷，是贺龙把她拉了上来。马忆湘只在陕北云岩工读学校读过几个月书，构思和写作《朝阳花》花了她十多年的时间。小说以红二方面军医务人员为题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长征如火如荼的战斗生活。小说于20世纪60年代付梓以后，立刻受到读者的追捧，截止到1978年，印刷了10次，累计印数达100万册，被翻译成日文出版。当时，她把自己的1万元稿费一分不剩地全部交了党费。
【点评】走过长征心中无悔
人们用脚走出的长征，即使路再长，也有到达终点的那一天。但留在人们，尤其是女性亲历者心中的长征，却永远没有终点。
长征路上，几乎每天都有战斗。据统计，仅中央红军就渡过了22条河流，爬过20座高山，其中5座终年积雪，占领过62座城镇，这些地方几乎都留下过这些可敬女性纤纤的足迹。
她们不曾忘却长征，后人也不会忘记她们。
第七部分 民族策略之谜
第一章 秋毫无犯（1）
——红军民族政策之谜
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主要活动在西南、西北地区，那里是国内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包括苗、瑶、壮、侗、水、土家、布依、白、纳西、彝、羌、藏、回、裕固、东乡等十多个少数民族）。长征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行程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如此长期、广泛地与少数民族接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段艰难的历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动人篇章——苗寨反奸、彝海结盟、羌民支前、藏区建政、回族拥军……红军长征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确民族政策的胜利。
白崇禧派奸细到红军营地放火
中共中央在1922年7月制定的党的二大《宣言》、1923年6月为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中，都强调了民族平等团结、反对民族压迫的原则。不过在长征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主要在汉族地区进行革命活动，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经济与文化、风俗与宗教还缺乏细致的了解，也很少有实践的机会。
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云南中甸时，藏民组成采购组，
帮助红军向寺庙购买青稞。这是贺龙颁发的委任令
中央红军长征，不到两个月便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1934年12月上旬，红军突破湘江进入广西北部山区，那里是苗族、瑶族、侗族等聚居区。当地民众长期受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压迫，出现了对汉人心存疑惧甚至仇视的心理。红军到达当地后，沿用在汉族地区打土豪的办法，打击反动寨主并没收其财物分给穷人，许多群众因阶级利益的一致消除了民族隔阂，拥护红军。不过苗族区域也有一些寨主组织武装与红军对抗。
红军经过广西北部时，军阀白崇禧派出一些别动队员，并雇用地痞流氓，让他们穿上红军掉队被俘人员的服装，利用夜晚去纵火，造成红军宿营地不断发生火灾。据干部团的人回忆，越过老山界进入苗民区域的第四天，寨子里便火光冲天，大家惊醒后急忙抢救，随后还送给群众一百多块大洋。
夜宿龙坪寨的周恩来有一次也险遭不测。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一天晚上“夜间12点左右，我被哨兵的叫喊声惊醒，爬起来跑到门口一看，哎呀！周副主席住的房后边火光冲天！”“我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从房内跑了出来。不一会儿，这间房子就被熊熊的大火吞没了。”
龙坪寨起火当夜，周恩来马上召集开会，指示保卫局局长邓发一定要把放火者查出来。经过彻夜清查，三个混入的人被抓到，他们承认是桂系军阀派来的放火者。当晚，朱德总司令专门颁布命令：“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兵团驻地，纵火焚烧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于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形象。各兵团首长及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并规定各连值班。一遇火警，凡我红色军人，务必设法扑灭，及救济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公审后枪决。”
此后，红军抓到纵火者，都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群众知晓真相后无不义愤填膺，一些人出于对国民党桂系军阀的憎恨，还当场要求参军。
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藏区，起初仍想按照在苏区打土豪的老办法取得藏族民众拥护，但发现多数藏民逃得不知去向，家里粮食、物品都藏匿一空。少数未跑的藏民多集中在喇嘛寺中，持枪严阵以待，不许红军靠近。这种无情的现实，使红军以往的办法失灵，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策。
藏区统战：改打土豪为团结上层
红军一、四方面军会师进入藏区后，同当地群众难以接触，筹粮困难，部队生存面临着巨大威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说：“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
在这种特殊的民族区域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实行特殊的民族政策，并提出：“不懂得党的民族政策的，不配当一个共产党员，不了解争取少数民族?